国务院国资委科技创新局负责人王晓亮早在2023年4月便在发布会上披露："中央企业成立数字科技类公司近500家，加快产业新旧更迭和动能转换。"2025年5月，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栾婕在"数据要素×"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引用了这一数据。

近500家公司，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扎堆成立，又在短短几年内扎堆收缩。这不是个别公司的经营问题，而是一个值得系统性观察的现象。



我曾在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中国食品有限公司（00506.HK）等快消品上市公司担任集团CIO，也在万达集团、融创中国（01918.HK）、奥园（03883.HK）等民营集团担任过二级集团CIO，同时，曾在埃森哲（中国）有限公司（Accenture）（ACN）担任咨询高级经理。这段跨越甲方与乙方的经历，让我有机会从多个角度观察央企和大型国企在数字化转型上的决策逻辑。

在这批数科公司密集成立的时候，我就判断：它们存在结构性悖论——基因、机制、考评这三件事不配套，单靠挂牌解决不了问题。当时这个判断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现在回看，它正在被现实逐一验证。




这三个错位叠加在一起，导致一个数科公司从成立之初就背负着相互矛盾的期望：集团希望它既服务好内部（成本低、响应快），又要在外部市场赚钱（产品强、能力强）。两个目标同时追求，结果往往是两个都没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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