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仍未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学。那一代经济学人，既要系统与全面地引进现代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又要结合中国国情，适应改革的步调，逐步配合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

李扬是那一代金融学者的代表学者之一，他1994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文章《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被称为指导了我国建立现代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

近期，李扬接受了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的联合访谈，回顾了我国现代货币调控机制的建立过程，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展望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

李扬表示，上世纪90年代，他参与了现代货币调控机制建立过程中M0、M1、M2（货币供应量的范畴）的设计工作，其后，又参加了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工作。这些都是建立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现代货币调控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之治理机制最重要组成部分。

李扬认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有效地动员储蓄，并将之转化为投资，进而有效支持了中国经济长期的高增长。“中国奇迹发生的基础是中国金融体系有效地动员了储蓄并将之转化为投资，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功劳，而且，这是中国对发展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他说。

对于当前我国储蓄率持续下降的现实，李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随着经济结构逐渐转向服务业主导，我国经济增速发生了结构性减速，储蓄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金融风险亦随之暴露。因此，积极推进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李扬将此前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金融业发展形容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并且据此认为，一旦经济增长速度趋势性逆转，金融风险便会大规模发生。

“这个转换过程是很痛苦的。” 李扬说，中国经济确实处在关键时期：一方面要处理不良资产、更有效地管理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还要发放贷款，支持小微企业，因此，贯彻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便显得十分重要。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1994年，你的文章《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及调控》在金融界产生极大影响，有人更是称其为指导了我国建立现代货币调控机制的改革。你能否介绍下我国当时建立现代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背景，以及你在当中扮演的角色？

李扬：中国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宏观调控体系，是从传统体制转型而来的。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没有货币供应的概念，有的是存款、贷款和现金发行的概念。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公式是：贷款-存款=现金发行。

这个公式当然问题很多，例如，其中的存款和贷款均为流量，而现金则为存量，在实践上，用流量之差去决定存量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现金发行由贷款和存款之间的差额决定，这种调控机制是与传统体制相契合的。

我们知道，在传统体制下，虽然各种物品都有价格，但该价格只是计价标准，并非价值变量，更不是宏观调控变量。因此，国民经济的平衡主要依靠的是物资供求的平衡，货币资金的流动并不具有维持经济运行稳定的功能。那时流行一句话，叫做“钱跟物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991年我国正式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改革当然要跟上这一步伐。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中国的货币供应统计体系。这一点所以重要，是因为，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其载体是货币资金的流动。所谓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跟钱走”，正此谓也。

因此，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准确统计货币供求，进一步，确定有效的体制机制来对货币金融的流动进行调控，便具有了极端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是我们的金融宏观调控从直接转向间接，从行政转向市场的关键。

当时的人民银行，以及各大高校和金融科研机构都参与了我国货币供求问题的研究。由于我较早系统地研习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金融与宏观调控的理论，加之我先后读书和服务的单位，即人民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均与金融改革前沿都非常接近，所以比较多地参与了这些讨论。

我1994年在《经济研究》发表的那篇长文，以及在那前后发表的十余篇文章，大都是我参加这些讨论的观点的记录。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建立现代货币调控机制以及相应的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自建立起现代货币调控机制后，中国的宏观调控才转向了市场经济轨道。质言之，中国只有建立起货币供应的体系，并且建立起对货币供应调控的一整套架构后，中国才算是具备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条件。

当然，金融改革并不局限于建立货币供给体系这么一点内容，在机构上，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等等；在市场方面，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黄金市场等等。

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人民币汇率、外汇市场、外汇储备等等，都为市场经济体系所必须。当然，无论是机构还是市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所有金融运行的基础都是货币，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设计我国货币供给体系，具有极端重要性。

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从无到有。这个发展变化堪称世界奇迹。如今，中国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完整的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也处于全球第一方阵。近年来，我国的很多发展占据世界前沿。比如，中国央行正在搞数字货币，这在世界上是第一家。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受到“储蓄缺口”的限制，而此后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你能否简述分析下我国现代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李扬：货币供应指标的设定、货币供给调控体系的建立，为我们推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的建设提供了牢固的科学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金融的大发展得以产生，并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可靠基础，其最伟大的贡献，便是从根本上激发了人们储蓄的意愿，并由而解决了发展经济学中的最大难题，即发展资金不足问题。

中国过去是储蓄不足，收入水平低是一方面原因，但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缺乏有效动员储蓄的金融体系。“动员储蓄”是发展经济学中最常用的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任务是动员储蓄，并引导储蓄平滑地转化为投资。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金融体系最大的功劳是有效动员了储蓄，有效支持了中国长期的高额投资增长，从而有效支持了中国经济长期的高增长。大家知道，依靠投资作为主要增长动力，带来的必然是经济的快速增长。

因为，投资意味着不断地扩大生产能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投资的本质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现在人们提倡依赖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有道理，但是，当我们真正转向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时，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经济增速将因此下降。

用马克思的话说，消费支持的经济增长，是简单再生产，生产规模是上不去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消费主导型的，但它们的经济增速都只在2%以下。我们必须懂得这一规律。

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们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正是这种长期、高速的投资增长，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而长期高投资格局所以能持续几十年，而且基本上没有像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土跃进”和“洋跃进”那样，造成极高的通货膨胀和对国民经济体系的巨大破坏，背后就是因为有高储蓄存在。

而高储蓄的长期持续，赖有发达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在。正是金融体系的高速发展，有效地动员了储蓄，支撑了高投资和高增长，支持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支撑了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我以为，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贡献。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但近些年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在下降。这对投资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扬：我们现在的储蓄率是百分之四十几，在世界范围内也还是很高的，但是正在逐年下降。如果说，我们过去要习惯于在高储蓄率下从事经济发展，那么，从此之后，我们需要习惯于储蓄率逐渐下降的趋势。

概括言之，储蓄率趋势性下降，对内，是投资率下降，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对外，是净出口（出口减去进口）下降，进而外汇储备积累减少。我们的宏观调控必须适应这个历史性转变。

应对储蓄率下降，应当有多方面战略转型，其中，提高储蓄的使用效率，绝对必要。事实上，我们说，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在本质上，都是要比过去更为有效地使用储蓄。

过去几十年里，由于储蓄很多，利用储蓄就存在大量浪费现象。举个例子，门口一条马路修好了，但突然有一天，一个施工队把它豁开了，说底下要铺一条水管。过了不久，又来了一个施工队，又把它豁开了，说要埋地下光缆。如此等等。这就是浪费。过去我们可以容忍这种浪费，今后就不可以了。

社会经济发展也是这样，原来很粗放，现在开始转向集约。原先没有那么讲究效率，现在则更加讲究效率。我以为，新发展观，核心就是要推动这种转型。

总之，当经济增长速度逐渐下行并成为趋势时，我们要更有效率地使用我们有限的储蓄，我们要从过去片面追求速度，全面转向提高效率、提高质量、注重环保和增强可持续性上。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认为今后看实体经济，应更加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的加速，高速投资时代不再，以及养老保险累计结余的可能耗尽，你认为人口红利是否还存在？如何看待未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李扬：对于人口红利，我建议不要对它妄下判断，不要轻言它没有了，更不要轻言又有了或者创造出新的红利了。

追根溯源，关于人口问题，历来都存在两个看法：一种观点是把人当作“口”，人要吃东西，要耗费资源。另一种观点是把人当作“手”，人可以劳动，可以创造财富。这两个观点都掌握了部分真理。

人手是不错，但是要让它能够聚力。如果我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但却没有工作，手便白白浪费了，就只剩下一个口，就是白白消耗社会资源。

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创业。中国的经济奇迹在于鼓励人们创业，在农村鼓励包产到户，在城市鼓励承包，然后，全面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发展，包括鼓励引进外资。企业多了，就创造了更多的产值。这就是工业化过程。质言之，工业化就是将更多的人从“口”变成了“手”。

如果没有工业化，大量的人口没有就业，人就会蜕变为简单的“口”，变成经济增长的拖累。这样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关键之处就是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启动了动员储蓄的机制，高储蓄、高投资、工业化相辅相成，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我们看到，在经济学中，中国过去40余年走过的路及其包含的一套逻辑，是完全自洽的。

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负担，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数量，另一个是就业状况。现在劳动人口数量下降了，就业状况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早已出现了，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我想强调的是要正视这个进程。

老龄化进程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才会起到变化。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向绝对不能错，错了之后就没法回头了。我觉得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但都需要认真去落实。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八九十年代的金融改革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当前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给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什么红利？

李扬：与过去相比，目前金融部门的特点不一样了。经过几十年的运行，金融系统积累了很多问题。

和其他领域不同，金融行业只要运转起来，很多问题就不容易显露；然而，问题一旦显露，就可以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银行而言，极端来说，只要新存款比新增贷款多，它就不会出问题。但是，一旦存款增长跟不上贷款需求，问题就会“水落石出”，就会有系统性问题。我们目前遇到的就是这类问题。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是更加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资金。风险监管要从摇篮到坟墓。这个转换过程是很痛苦的。金融市场最近这几年不断出现风险，未来一段时间内也还会出现风险，但这很正常。我们一定要记住：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我们要着手处理之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在确实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中国经济新常态说的便是这个意思。我们一方面要处理不良资产、管理金融风险，同时还要发放贷款，支持小微企业，因此这时特别需要贯彻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提高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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