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近40年金融监管和金融体制改革经验的蔡鄂生对当下中国监管格局的变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意思的是，1998年，蔡鄂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期间，保监会正式成立；在2005年~2013年担任银监会副主席长达8年；现任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
在被经济观察报记者问及银保监会合并之下金融监管思路的变化，蔡鄂生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梳理当下金融体制的改变。他表示，银保监会合并是历史使然，在统一监管的思路下应该更多关注监管机构职能的变化，一行两会合并是当下金融监管的需要，但这并不是结束，未来在实践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这20年之间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合，银行和保险的业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背后的监管思路为什么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蔡鄂生：这不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监管的架构是要从金融体制、国家经济体制、市场发展多个维度来考量。
1998年，保险业在当时的状况下，如果仍然由人民银行统一监管，其发展会受到局限。当时我国保险发展还相对落后，1985年以前，国内保险业务一直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经营，1986年之后才引入竞争机制，在这个背景下，人民银行是批过一家保险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现在更名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1996年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重组改制最终拆分成了三家，就是现在的人保集团、人寿集团和中国财产再保险集团。随着保险行业市场化，特别是我们打破“大锅饭”以后，社会保障跟商业保障怎么结合起来，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这样就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管。按国外的历史经验来看，国外不是将保险简单地作为金融业来看，保险是保险业，银行是银行业。
经过这二十年的发展，保监会对保险业专业化管理的水平提高了不少，我们也可以看到市场的一些发展变化。但是，如果站在统一市场的角度，那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随着机构经营创新、业务放宽，特别是理财和资管出现以后，如何从市场的统一性出发来维护这个市场，要保证市场公平，是吧？分业监管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市场现状。
这次不仅是一个银保监会的合并，还要看银保监会成立以后，功能和职能的变化。为什么银保监会的法规制定归到人民银行去，因为在法律层面上，这两个部门的监管大概是一致的，原来好多监管规定是分散在各个监管部门。
经济观察报：正如您所说，统一监管，从更大的框架来看，当下形成的“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格局，对此您怎么看？
蔡鄂生：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职能国务院官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想强调的是，职能之一——对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进行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简单地说，它可以管监管部门的失职，监管部门不能没人监督。以前一定要分谁管谁，从现在的角度，这种监管框架是一种制约，有利于当前市场的发展。
另外更主要的是，不能把地方金融监管管理制度排除在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时也提到，加强地方与中央的协调，指导地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
现在地方金融管理不能忽视。全国的金融监管管理部门主要就是一行两会和地方。一行两会的监管覆盖不了我们现在的整个金融市场和所有市场上的金融行为。比如说，现在很多小贷公司、P2P互联网公司是在地方。
这个框架绝对不仅仅是一行两会的概念。而且要说整体设计，首先要从法律层面上来看，要把法律机构和中央地方这些都连起来看。
我们现在还处于体制框架刚刚建立的过程当中，不要企图把这些东西说得很清楚，谁也说不清。只能说这些框架把每一个机构的职能、功能定下来，至于它运行的效率和成果，都得要靠实践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定要从变化当中来看待和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的机构改革可能还会改，不一定到此为止。这是个实践的过程，是现阶段和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做出的一个适合现阶段发展的调整。
经济观察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里，建立更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防范的手段之一。时间行至2018，距离上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好十年。您是如何评价当下中国的金融风险呢？
蔡鄂生：中国的金融风险肯定不仅是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去看。就银行机构本身，可能是从不良贷款、盈利率等角度看交易风险等。如果只是某家银行出了风险，我们国家现在处理这种风险完全没问题。
但整体金融风险的爆发，是因为金融服务的理念和金融产品的设计脱离了支撑基础。亚洲金融危机说是索罗斯的问题，但没有泰国这些东南亚国家发展基础的问题吗？次贷危机的基础不还是次贷嘛，是次贷本身没有支撑建立在它之上的衍生品，是鸡蛋先有缝。次贷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垮台，它不是某一个行业的问题。
另外一个风险就是现在我们的交易。防风险底线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不良贷款率或者汇率风险触发机制这样的单一问题，实际上，从市场和经济的关系上来看，更重要的是，风险是怎么传导，影响是什么。而这种传导有积累的过程，风险也是有积累的过程，没有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根本不可能爆发。所以，我们的导向就是要把问题逐步的处理掉，不要让这些东西积累起来。
现在我们也在不断地吸收改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达到稳中求进而不是急功近利。
经济观察报：在这次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和南南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研讨项目”上，很多参与这个项目的国外金融高管对中国的移动支付很感兴趣？您注意到这个有趣的现象了吗？
蔡鄂生：单纯就支付条件来讲，我们的移动支付主要是方便。而国外本来用卡就很方便，转变到手机上其实并不难。我们原来卡是有限的，为发展手机上的小额支付提供了空间。国外没像我们一下把第三方支付的功能大胆地放出来。现在也因为第三方支付放得太宽，而造成一定的监管难题。支付是最根本的东西，一定要由央行清算统揽。
从手机支付来讲，当时印尼和肯尼亚为老百姓做普惠金融的服务，只是面没那么广，但老百姓只要有银行账户，手机支付就好办了。国外没有像支付宝那样的第三方支付打通银行的界限，主要还是监管不允许。
另外，比如，阿里巴巴和京东到非洲搞电商，但非洲组织不起快递队伍，一本杂志先不说它能不能准时到，可能到手了已经被撕了好几页了。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移动支付发展不起来也归因于当地的数字化基础支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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