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要把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作为评价大学的首要指标，突出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激发高等学校追求卓越，将建设质量文化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

 

　　显然，《新时代高教40条》着眼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回应了社会舆论对我国大学教育质量的关切。2018年6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强调“：有人说，现在是‘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这种现象应该扭转。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2］讲话传达了教育部抓本科教育质量的决心。然而，在《新时代高教40条》发布之后，舆论对这40条如何落地，持有观望态度，因为从现实看，我国大学教育要强化质量意识，提高质量标准，面临具体的机制障碍。《新时代高教40条》指出，要“坚持完善机制，持续改进。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为重点，形成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协同育人机制，优化实践育人机制，强化质量评价保障机制，形成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强化质量评价保障机制，对落实40条至关重要。

 

 

　　本科教育质量评价对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导向，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质量评价标准本身存在问题，就可能导致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导向出现偏差。当前，我国本科教育质量评价总体而言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对学校的评价，而具体的评价指标，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对于所有本科教育学校均强调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以初次就业率来评价一校的本科教育质量。对于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我国社会舆论一直诟病颇多。初次就业率由校方统计，再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发布统计结果，这容易滋生弄虚作假；毕业时的初次就业率，与半年或一年后的就业情况有很大差距；初次就业率只强调就业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就业的质量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教育部门还继续坚持要求高校统计发布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强调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会直接影响本科教育质量。一方面，会影响学校的办学定位。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应该有实行精英教育、通识教育的学校，也有实行职业教育的学校。通常，实行精英教育、通识教育的大学，应该以能力为导向办学、培养学生有雄厚的基础能力；开展职业教育的大学，则应该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成为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和应用技术人才。而都用就业率评价大学，就导致本应该进行通识教育的大学也变为“职业培训所”。另一方面，会引导学校办学围绕就业率做文章。当前，我国本科院校普遍存在的一种办学现象是，大四这一年变为就业年，学校基本不安排什么课程教学，而让学生去找工作或进行就业实习，即使安排了课程教学（包括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也都给学生找工作开绿灯；对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的要求也不严格，一些学生甚至把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视为“鸡肋”，敷衍对待。这让四年本科教育缩水为三年。

 

　　在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则有另一番景象，学校把组织学生考研作为提升就业率的捷径。因为按照我国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统计办法，是把毕业生作为分母，签约就业、灵活就业、考研、出国的学生作为分子的，因此，考研学生越多，就业率也越高。而且，组织学生考研，对于地方本科院校办学来说，也节省办学成本，不少学校从大一开始就鼓励学生准备考研，而准备考研的学生，就只针对考研科目学习，非考研科目被边缘化，学校也不重视这些课程的教学，这意味着大学给学生的本科教育不完整，有的考研学生，在大学里连实验也没做过，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实验。另外，地方本科院校组织学生考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前的评价体系把学校的“学术性”作为重要指标。

 

　　其二，对于所有本科院校，均强调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与学术研究成果，以学术能力和成果评价教师质量，以考研率、硕士点数、博士点数、教师发表论文数量等评价学校是否上水平、上层次。这一评价体系让地方本科院校不安于职业教育的定位，想着怎样提升学校的层次，办硕士点、博士点，成为精英教育学校，因此对本科教育并不重视。本来应以就业为导向办学，但却以组织考研来应对就业率指标考核；而对于目前应实行通识教育的大学来说，则把教师的精力都导向学术研究，不重视本科教学。本该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却变为抓就业率。

 

　　这次发布的《新时代高教40条》要求大力推动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走上本科教学一线，并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水平，完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实现教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1］而其实，我国早在将近20年前，就提出要建立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制度，但是，由于对大学办学的评价体系主要还是关注学术研究成果，因此，这一制度在不少大学并没有切实建立。就算学校宣称已经建立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制度，但进一步深入调查会发现，有一些本科课程是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是教授担任任课教师，可是实际却是助教或者博士生在讲课。

 

 

　　除了目前的本科教育评价体系引导部分大学并不重视质量之外，大学要提高培养质量，也存在制度性障碍。

 

　　《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要加强学习过程管理。加强考试管理，严格过程考核，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健全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的多元化学业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学生学习过程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对形式、内容、难度进行严格监控，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1］这点出了提高本科教育质量的关键，即重视过程管理，要把质量关。

 

　　但严把质量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难。与严把质量关对应，必然是对学生的淘汰。众所周知，美国的高等教育实行严出培养方式，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第三路”2017年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只有55%的学生在6年内毕业于普通的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在调查的1027所私立大学中，761所大学的毕业率不到67%，而公立大学毕业率甚至低到46%，也就是说，近半数（1/2）学生无法完成学业。而根据UnivStats发布的数据，美国高校平均毕业率为53.1%。［3］对于美国高校平均毕业率只有50%多一点，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例如：有的学生自主选择求学时间，有的学生主动申请退学转到其他学校，有的学校为考虑学费收入延长学生学业年限等，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要实行严格培养，必须有相应的淘汰机制。很难想象在严格的质量把关下，会有100%的学生都在四年内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当然，也有一些人把100%毕业，理解为所有学生都努力学习，所有老师都严格教学且考核严格，是高质量的体现，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实际。

 

　　教育部在2018年9月印发的《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中要求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淘汰“水课”，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严把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制度。［4］这指出我国本科教育存在低质量要求的现状，要求建立淘汰机制。

 

　　但是，具体到办学，我国大学要淘汰学业不合格的学生，却是比较困难的，最近，华中科技大学18人因学分不达标本科转专科，引发广泛关注。对于本科不合格转专科，有舆论质疑这是对专科的歧视，该校教务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出台《普通本科生转专科管理办法（试行）》，既是保障本科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在退学之外，为学分不能达标的学生提供的一种“人性化选择”。［5］

 

　　与美国高校实行自主招生、自主办学、自授文凭不同，我国高校实行按计划招生和按计划培养、授予学位制度。在美国，一名学生被大学退学后，可以用以前的高中学业成绩、统一测试成绩、大学学业表现去申请另一所大学，因此学生被大学退学，是很正常的，也不影响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大学生在求学期间还可主动选择退学，申请转学到另外一所大学，这既让大学可选择学生，也可让学生选择大学。但在我国，按照目前的大学招生、培养、管理制度，一名学生如果在大三时被退学，他只有重新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才能被全日制高校录取，虽然这也是一条出路，但是，退学对很多学生和家庭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些学生很有可能放弃重新参加高考。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要淘汰学业不合格学生就面临很大的阻力。华中科大设计的本科不合格转专科的退学路径，就是针对这一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华中科大每届本科生超过7千人，全校仅18名学生本科不合格转专科，这只占一届学生的千分之三不到，可是，这个现象引起全国的关注，那么，如果要淘汰10%的学生，这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在退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大学必然遭遇质疑。面对社会的质疑，大学也就不可能提高淘汰比例，维持在千分之几的淘汰率，对我国大学来说，都难能可贵了。

 

 

　　要提高本科教育质量，就必须直面以上这些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强化本科教育质量评价保障机制。首先，应该按照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要求，推进对高等学校办学的专业评价，建立符合高等学校办学规律的专业评价体系。我国于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在笔者看来，我国应该取消由政府教育部门发布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改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调查统计高校的中长期就业情况。为引导高校重视本科教育的过程管理，在评价高等学校办学时，应重视过程性评价，比如，对于教师评价不能只看产出的结果，而应该关注教师投入教学的过程，这需要引入教师专业同行评价，评价教师是否按课程教学要求创新教学。对于学校的教学投入，不能只看配有多少智慧教室、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多少比例，而应该关注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多少班级是20人以下的小班教学、在线课程的使用率如何等等。

 

　　其次，应该切实推进招生、培养制度改革。我国教育中存在的“玩命中小学、快乐上大学”现象，与现行的招生、培养制度有很大关系。由于考进大学之后，基本上不会被淘汰，因此，有不少学生把考上大学作为学习的终极目标。而要建立淘汰机制，就必须改革当前的招生制度。具体而言，我国应该在高考改革中坚持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的原则，落实和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探索基于统一高考成绩的学校自主招生制度。只有大学进行自主招生，才能解决目前招生、培养的“一个萝卜一个坑”问题，即使已经占坑的学生缺乏学习动力，学校也无把学生从坑中赶走的积极性。

 

　　对此，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这把问题复杂化了，因为高考改革是又一重要的命题。而其实，我国基础教育问题和高等教育问题是一体的，不进行改革联动，只希望从局部着手解决问题，最终会发现治标不治本。要按《新时代高教40条》的要求，形成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的质量文化，就必须全面系统地推进教育的整体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