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过度医疗，就是指因在医疗过程中所采用的诊断及治疗措施超出治疗疾病本身的需要，并造成医疗费用和资源的浪费，甚至不利于机体的医疗行为。在临床实践活动中，过度医疗常常表现为过度用药、过度检查及因医致病等。医学宗旨是指医学的目的和作用——医学是探讨学术与人文结合的学科，是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人文关怀于一体的，是治病救人、解除患者痛苦之术。

 

　　医学不是获取名利的手段和阶梯，其根本是促进人类社会从个体到群体的身心健康。《黄帝内经》说：天覆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比任何金钱等天地之间的万物都要尊贵。然而随着医院市场化的经营，过度医疗已泛滥成灾。

 

　　其有深刻的制度背景与现实原因，它是医疗市场化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究其主要的动力源无外乎表现在三个方面：权威欲、谋利、技术万能论。

 

 

　　目前，医疗市场受以技养医的经营方针影响，医院为了提高其知名度，医生也为了熟悉并掌握某种新技术，使自己成为某领域的专家，诊断及治疗的指征常常被人为地扩大化，其目的是：通过极力追求新时尚的诊疗手段，用于炫耀自己的本领；并想在本领域创造业绩的声誉，谋求升迁；再就是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导致过度医疗。技术的掌握不仅使得医生在专业上获得成就感，同时也提升了个人的名望和权威性，获取经济利益也是水到渠成。即技术的扩张欲和权威性。

 

 

　　生物医学模式造就了过度医疗。若想有效遏制过度医疗、体现医学宗旨，医学模式是关键。医学模式是指对人的疾病和健康所持的观点和态度。它是医学科学总体特征的反映，同时对人们认识和处理医学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也产生直接影响。

 

　　从医学的产生到现在，每一时代都有一种医学模式在起主要作用。1989年WHO将健康的概念进行深化，其涵义为：没有躯体疾病，即传统意义上的健康；没有主观不适感，即自我感觉良好，无不良情绪困扰和行为问题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即能胜任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与人和睦相处，与周围社会环境和谐融洽；道德品质良好，有正确的道德观念，恰当的道德情感和行为。

 

　　生物医学模式下高度发达的各种检查技术固然使疾病的诊断变得明朗，治疗效果提高，但同时也使医生的注意力转向了“疾病”而不是人，即“发生在人身上的疾病”与人分离开来的怪现象。很多医生道德素质下降，重利轻义，普遍忽视社会人文的学习及对人文精神的崇尚。不理解和体谅最需要人性温暖的时刻，是在患者承受着躯体和精神双重痛苦的求医及临终等生命链条中，反而却给患者增加负担，从而导致了过度医疗的产生。针对生物医学的利弊和无奈，现今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核心是“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代表了今后医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疾病的结构由传染性疾病危害人体健康的情况，转为慢性病、退行性疾病、心身性疾病。究其发病原因，更主要的是生活、社会、环境、心理方面的因素。2015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14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显示，过早（70岁以前）死于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中国人超过300万。

 

　　这些疾病和早死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纯生物学的权威医学应对方式已黔驴技穷。我们知道，今天的疾病和健康并不是技术能解决的，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肿瘤等，只有从限制脂肪和糖及盐的摄入、戒烟、加强体育锻炼等方面入手，才能有效提高其治愈率，又比如癌症患者不解决他们的抑郁、焦虑、绝望等心理问题，效果是不会好的。这就是说医学模式决定了医学宗旨。

 

 

　　现今，很普遍的所谓为了新项目、科研课题、新药品及仪器的应用等等，驱使医护人员大开手笔，开一些贵的检查、药品及技术应用等。仅仅这些经济负担，就让患者苦不堪言，何谈不是病上加病呢？先进的医疗技术及专科治疗固然能提高某种（些）疾病的诊疗水平，但要视患者的病情及承受能力。

 

　　一位胸闷的妇女，心电图提示：ST段改变，不能排除“冠心病”，被建议“冠脉造影”，继而将是“心脏支架术”。另一个胸痛的患者已经“支架”了两次，放了4个支架，仍然不断地发作心绞痛。“不支架就出院”，一想起医生这句话，这位患者坚决不住院，宁可硬挺着。

 

　　如今，仅以心脏支架术为例，心脏支架滥用很普遍，已是公开的秘密，况且远期疗效并不理想，被称为“堰塞湖”现象。原因之一是很多医院和医生非常重视支架带来的利益及增长点：国产的支架一枚要1万~2万，进口的就更贵了；其二是有些医生仅仅因为要积累“论文”的病例数等等。

 

　　胡大一说：“这种情况是少数，但绝不是个别”。另一个原因是医生过度迷恋技术。如此重视疾病而忽视患者，对患者的关怀越来越少，动辄几万元的费用以及给患者造成的身心痛苦全然不顾。难道患者是“疾病的载体，药物反应的试管，以及掌握新的医疗技术的资源”吗？

 

　　由于健康意识的提高，体检及门诊患者中，常发现一些不确切的病变，反而成了患者的一块“心病”。如：一位患者胸片提示：肺内结节影，建议定期复查胸片。该患复诊2年中，经过多位医生及10余次胸片和肺CT检查仍未确定其病变，却造成了严重的白细胞减少，很快死于肺内感染。

 

　　在一些发达国家，枪支很容易买到，但却买不到抗生素，而我们国家的抗生素滥用已经令人震惊。2016年11月，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获悉：三级医院中抗生素占全部药品的30%，二级医院40%。WHO的标准在100个住院患者中，应用抗生素的人数上限为30人，而我国是70人。最近媒体报道的“超级细菌”事件也给人们一个警示，过度医疗造成的抗生素滥用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公认：滥用抗生素比滥用枪支还严重，是无形的杀手。

 

　　由此可见，不铲除泛滥的过度医疗这个毒瘤，何谈医学宗旨？

 

 

　　当今，唯科学主义盛行，技术超越了医学宗旨，在追逐技术的道路上，医学偏离了方向。所谓世界尖端的新技术和发明的精英医学就是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位，不论这些新发明和新技术能否满足人类对健康的需求，能否成为一种便宜的中低层能够享受的理想医学的适宜技术。

 

　　当今医学，各科越分越细，而且，都是一个大医院专家主导，各个专科都在追求着最新、最美的高成本的技术。目前，成本低、多年行之有效且安全适宜的技术被快速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能够名利双收的所谓创新、创业、创收的三创。比如乳腺癌的问题，在没有先进影像设备的非洲，培养高中生做乳房的体格检查，在诊断率、误诊率和预后，与用最高档设备检查比，无显著差别。精英医学把技术说得过于神奇，必然会导致大家认为得了房颤就用射频，只要有狭窄就必须放支架，卖房卖地也要做，但做失败的很多。

 

　　在我国，经皮穿刺冠状动脉形成术（PCI）支架应用比率达90%~95%，一些阻塞程度只有30%~40%的血管都放支架。很多医生也扩大了支架放置范围，有的患者放置5个甚至10个、11个支架。当前放置支架之所以成风，就是没有把握手术指征和手术时机，将只有在一定情况下才适合介入治疗的心血管患者扩大到所有心血管狭窄的患者，导致了心脏介入性治疗的过度使用。

 

　　当今医学以生命代价换取的高新技术，如克隆、基因、免疫细胞等治疗技术，以及人工心脏植入技术等，给患者带来潜在而严重危害。曾经有上海东方医院和德国柏林心脏中心联合实施的所谓新技术事件被曝光，院方在9例患者死亡7例的情况下，仍声称成功实施了人工心脏技术。

 

　　再如2005年广州一些医院开展手术戒毒的试验，致使多名患者身亡，试验令人胆寒，这种新技术何以体现医学宗旨？另外，尽管在某些生物技术、基因治疗技术、癌症预测技术等方面，对患者有利的临床转化技术寥寥无几，但在临床医疗中却仍备受推崇，且还以高新技术应用之名向患者收取高额费用，致使这些患者处于过度治疗状态。

 

 

　　生物医学模式不应取代传统医疗。医学不发展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但一定要符合实际，要人性化，不能放弃传统的医疗行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肿瘤科熊斌教授，20多年一直坚持肛诊，如发现问题再做肠镜，而不是直接做肠镜。一般低位大肠癌在距肛缘7cm内，指诊可及。就凭这“一指功夫”诊断了无数患者，在医学界享有盛誉。给患者减轻了多少经济负担及痛苦？试想一想，现在多少医生还在做肛诊？大多医生治疗中过度依赖国外先进技术和进口手术材料及工具等，在他们眼中，当代医学是无所不能的，只有技术和设备，没有患者。诊断是医生通过问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辅助手段明确患者疾病状况的一个过程。而现在医生们对于科技和辅助检查达到了必须的地步。换言之，没有检查就无法诊断疾病。

 

　　就拿普通感冒来说，大多是病毒感染，本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传统的方法如发汗、休息、穴位按摩等效果就很好。即使不治疗一周左右也可自愈。但如今，一进医院就全面检查并应用大量抗生素，动辄几百乃至上千元的医疗费用已屡有报道。如此现象提示的过度医疗哪里还有医学宗旨?

 

 

　　过多享有先进医疗干预，当达到一定密集程度后，就会呈现医疗效果逐渐降低，并开始伴随损害，这就是所谓的“医疗边际效应递减”。加拿大Leslie Roos的研究表明，高新技术和高额费用未能获得最佳的医疗效果。众所周知，德国医疗投资相对其他国家平均多出30%，但德国妇女平均寿命80.7岁，而日本妇女却是84.6岁。

 

　　再如，以腰间盘摘除术来解除腰椎病痛，一度非常热门，事实上，手术仅对一些患者有效，后来大量不必要的手术也相继开展，其四成是不成功的。在英国的某次脊椎疾病学术会上，对到会的220名医师问卷表明，无人同意尝试这种手术。显然，这是一个边际效应的体现，深刻揭示了过度医疗的弊端，同时也告诫我们，应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获取最佳医疗效果。

 

 

　　自1985年始，随着国家市场经济的转轨，医院开始借助市场模式运营。医学也由此全面进入市场化。医疗活动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一切都是谋利的手段，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那么，过度医疗就进入了常态化与普遍化，这必然催生过度医疗的泛滥，也必然与医学宗旨相违背。

 

　　作为谋利手段的过度医疗，名目繁多，如小病大治、小病大养；重复诊断、过度诊断；扩大手术指征和范围，诱导不必要的手术；滥用介入性治疗；过度用药及综合治疗的过度等；对不可逆濒危患者的过度治疗及降低疾病门槛等，促使医疗机构将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与医务人员的医疗决策所带来的直接效益(包括药物处方、各项检查、住院处理等)与直接挂钩，有的医院甚至还规定了医生每天必须开出药物的“销售额”。

 

　　2008年12月，湖南省曾曝出娄底市中心医院院长杨志毅因受贿450万元被判刑的大新闻。万恶之源就是该院长一手制定的《2003年娄底市中心医院经济管理方案实施细则》。此《细则》规定：开药、做检查、收治住院患者均必须与医生个人收入挂钩，医生可从住院证、支架置入、磁共振等项目中取得20至300元不等的“提成”；西药、成药开单、个人和科室可按6％提成；中草药开单，个人与科室可按10％提成。2004年，杨志毅修改了这个《细则》，如光子刀每次开单提成竟然由150元飙升到500元。医院帮助医药公司将高价药卖给自己服务的医院(医院再加价开给患者)。该院一位女药剂师就是“做药”高手。她做的头孢孟多脂，“有的科室一天就开100多支”，每支46.40元，按10个点提成，一天可以得到近500元。加上其他药品，一天可以得到1000多元。更厉害的是，她同时在推销10多种药品，如头孢呋辛、生脉、加迈新等。由于这种政策的激励，2008年该院药品收入突破6000万元大关。

 

 

　　近几个世纪中，辉煌的近代医学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技术万能论。现代医学正处于技术主体化与资本主体化交互作用的进程中，人们对医学在获得先进技术装备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同时，还充满了与日俱增的恐惧感。

 

　　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现代医学职业发展成一个高度分化的专业领域，医学宗旨被很多医生当成了软性指标，而创造效益和是否是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或是否是专业核心期刊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等才是真正的硬性指标。

 

　　正如布雷希所描述的：“今天，让病房灯火通明的并不是招摇撞骗的乡下医生。帮人类祛除健康的，是一股更强大的势力——现代医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医学技术扩张主义与技术霸权主义。

 

 

　　20世纪前医生都是上门服务。医患是亲密、信任的关系。而现代医院的诊疗模式是患者去医院就医，是患者求医生来了，并且就医模式变成了医生不倾听患者的主诉，而是仅依靠仪器设备与实验室检查结果，对药物与手术过度依赖，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越来越得不到重视；并且临床专业越分越细，医生很快就进入一个具体的操作领域，却忽视了对患者病情的全面综合分析。造成了“一科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的局面，忽视了医生与患者的交流，必然导致过度医疗的泛滥。

 

　　最近，在吴阶平医学奖颁奖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做了一篇《关于医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思考》的主题报告。他引用了一个小故事：提到已故的外科巨擎裘法祖在门诊接诊了一位腹部不适的患者，他老人家首先用较长时间耐心细致地与患者交流及询问病情，然后，认真轻柔地给患者做了腹部触诊，患者非常感动并当场落泪，因为之前他就诊了至少6家医院，没有一位医生碰过他的肚子，只是简单问诊、开多种药或做多项检查。

 

　　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最近发生在我市一家大医院骨科门诊的一件事。一位骨科医生接待一位外伤的患者，没有做任何体检确定有否骨折并确定位置，而是给患者做了全身CT来确定有否骨折，花费了近4000元，结果患者根本就没有骨折。医生的目的可能有3种：平衡药品比例；体检怕麻烦；只相信仪器设备与实验室检查结果来帮助诊断等。这样，给患者带来了多大的经济负担暂且不说，CT的射线给患者的身体带来了多大伤害又有谁能说得清楚？试想如果是你的父母亲人你会忍心这么做吗？

 

　　还有一位患者向笔者反应：我患了头痛失眠的毛病，找一位专科医生看病，我的话还没说完，医生的方子已开完。业务之熟练，用药之精确，绝对无可挑剔。但患者之前已用了很多的此类“高档”药品，效果并不好，这次只想了解我如何解决工作的矛盾，如何锻炼，可否针灸按摩等方面的治疗方法，并不想吃药、吃药、再吃药。如此种种诊治模式带来的过度医疗，完全违背了医学宗旨。

 

　　当今医学中的突出现象是技术主体化，其主要表征是：第一，技术已经渗透到医学的各个方面，导致医学全面技术化，技术就是医学，甚至技术的发展一般就被等同于医学的发展，医学被等同于技术，与医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环境、人文因素方面均被排除于医学之外；第二，医学技术具有独立于医学宗旨的自身逻辑发展目标，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它不再单纯是用于控制疾病、增进人类健康的工具。

 

　　“技术”和“利益”已成为当今医学的关键词，大医院成为庞大的技术中心，囊括了诊疗手段现代化、自动化、信息化、精密化；医学也正全面走向体制化、专业化，在技术的支撑下，一系列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得到控制，治愈了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实现了以前不敢想的技术。从克隆技术、胚胎工程技术、干细胞技术、生物技术，到时下最盛行的基因工程技术等，大量的工程探测技术也在不断引入医学，大大提升了医学诊断清晰度和精准度。

 

 

　　同其他科学一样，医学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机器人手术、新药物、抗生素、心脏支架、器官移植、基因治疗等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福音，但随之而来过度医疗的灾难也一直在困惑着人们。当今市场经济诱导下的过度医疗，不只是费用的飙升，更在于其附加伤害在增加。虽然，许多高新设备明显提高了诊断的精准度，同时，更增加了伤害性。如X射线检查能诱发白血病、癌症等疾病，而CT的辐射量却远高于X射线的百倍以上。国家卫计委要求CT检查阳性率应达80%，而实际上，现今CT检查阴性率已达80%以上。

 

　　再拿现今外科广泛应用的吻合器来说，为了应用吻合器，医生在做切口时常常要把一些好的组织切掉以便使切口整齐。但因此却会造成脏器功能的损害，同时吻合器的应用术后也常常出现吻合口漏等。手术是快了，却给患者增加了多少医疗费用及负面影响？

 

　　肾移植虽然可以解决一部分终末肾病患者的治疗问题，但耗资巨大。长期的慢性肾功能损害和抗感染治疗，机体免疫功能受损，抗感染力下降，是术前患者大多经历的过程，手术过程中及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也进一步降低了患者机体的抗感染能力，很多患者不是死于肾移植，而是死于各种感染，常常是人财两空。

 

　　北京肿瘤医院一项统计资料表明：现今肿瘤的检查及药物发展很快，给医疗带来了一些方便。然而20年前胃癌诊断只需440元。而今基础诊断就需2830元。治疗费用上升更高，20年前平均100元/人，现为15050元/人。

 

　　胃癌五年生存率并没有提高，反而肿瘤患者的死亡大多是因为过度医疗而造成的感染、精神刺激、体力消耗等。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现代很时髦的体检确实对人们很有帮助。其中针对肿瘤的肿瘤标志物检测可达十余项，甚至CT、MRI、电子胃镜等列入常规检查中。殊不知癌症筛选并不是把体检项目简单叠加来完成，而是由专业医生进行体查各方面评估，进而针对性检查。目前无一项肿瘤指标能100%查出肿瘤。

 

　　当然，当今富人是有一部分，他们有能力接受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但明明可以用简单的设备和药物就能解决问题，常常却被告知“已淘汰，无药”等等。对于大部分不懂医学的患者来说，不论花多少钱，对于一个“要死的人”还会在乎么？

 

　　由此，医学技术的发展并以此造成的过度医疗离医学宗旨越来越远。

 

　　总之，过度医疗继而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作为一个社会性问题，使得医学离人文和服务对象越来越远，完全违背了医学宗旨。表面上看，受到伤害的好像只是患者，而实际上，医生却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医生们不仅将失去患者，同时，也失去了社会及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我们不能让患者花了钱，买到的却是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伤害。因此，对医务工作者进行医德医风教育，规范医疗行为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