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2020年仅仅还有3年多一点的时间，中国已经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判断“十九大”后的经济走向，大体上可以用“渐进与突变共存”来概括，所谓渐进，就是从大方向上会坚持“十八大”制定的战略方针；所谓突变，就是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积累，一些重大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大面积推开。
第一大猜想：让企业家放开手脚干事情
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意见》，其标题中点明了三层意思：“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从国家高度对发挥企业家作用做出制度性安排，这是第一次。
由于“钱越来越难赚”、行政干预损害企业家合法权益、原始积累阶段的“原罪”等问题，一些已经赚到钱的企业家开始萌生退意，也有一部分企业家移民国外，企业家群体的创富意愿出现衰退迹象，全社会的创富活力受到严重影响。《意见》的发布，意味着作为稀缺的战略性资源，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提升，企业家精神将被更大限度地激活，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将会出现。
第二大猜想：依法例规经营才是赚钱的正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会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过去几十年的野蛮生长阶段，一些企业靠牺牲环境和劳动者利益为代价，把偷漏税作为重要的利润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守法企业吃亏、违法企业赚钱的问题，这种“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现象，客观上产生了的不良示范效应，影响到整个经济生态。
从发展态势来看，环保、税收和安监三道闸门会越收越紧，一批靠违法经营生存的“小散乱”企业死期已到。其所腾出来的市场容量，将为优势企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企业间的并购整合将会大量出现，市场集中度将大幅度提高。好的企业将做大做强，坏的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第三大猜想：科技成为经济形态变革新生力量
滴滴等网约车的出现，瓦解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格局；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普及，倒逼银行业进行改革；信息资源的互联网化，为行政机关联网办公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一项改革方案或新法规的出台，还需要层层审批，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那么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则更具有不可抗拒性和不可阻挡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呈井喷式出现情况下，新技术所改变的可能不是一个行业、一种商业模式，而是非常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生态。
比如，在信息共享的状态下，每个组织、每一个公民都会成为“透明人”，一个人拥有多少银行存款、多少其他金融资产、多少不动产，银行、税务、海关等部门只要发出一个指令，就会在几分钟内获得全部信息。酝酿已久的个人税号制度或将出台，灰色收入将无处藏身。信息的透明化，将让“暗箱”操作变得困难，寻租等问题发生的概率将大大减少，经济生态将更加阳光化。
第四大猜想：国际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大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加大，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众所周知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减税等国际事件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是有另外三个因素，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一个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走出去”，更深刻地感受和领悟到先进的经济模式和经营理念，并对国内经济政策改革抱有更高的期待。第二个是留学归国人员呈几何基数增加，这些80后、90后留学生，很多都是在世界观尚未成熟时就离开中国的，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方式，受西方的影响更深。当其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成为一种力量，推动企业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第三个是出境旅游人数大幅度激增，其对国际社会的认知虽然没有前两种那么深入，但庞大的基数决定了其能量。比如，中国游客去日本买马桶盖的消息，就刺激了中国企业的自尊心，让中国企业加快了相关研发。当这三个因素叠加到一起的时候，会推动中国和世界融合的节奏加快。
第五大猜想：经济活力得到更大限度地释放
持续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是铁定的事实，这个几乎算不上猜想。“五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让开办公司比5年前简便得多，未来更多的改革，也将会更大程度地激活经济活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行政机关冗员的安置和处理。
简政放权和办公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提高两大因素，决定着未来对行政人员的需求大幅度减少。同时，一些年龄偏高、多年没有得到提升的基层公务员，无论是在理念、技术和能力上都很难适应经济发展和变革的需要，并且其自身适应社会其他工作的能力也很弱。压缩行政事业人员编制、安置精简分流人员，这是改革面对的最大困难和挑战。社会上曾有传言，说在税收实行营改增后，地税部门将被取消，合并到国税机关。减员压力大，很有可能是这一设想没有变成现实的重要原因。
第六大猜想：大城市群和特色小镇共生共荣
优势资源将向优势行业和优势区域集中，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尽管特大型城市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入，但京津冀城市群、粤港奥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仍将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高铁的普及化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大城市对人口的“虹吸”效应会加剧。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加入到“人口争夺战”中，特别是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年轻人口的引进，不只是会增加城市的活力，而且会稀释和缓解城市的养老压力。
相对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特色小镇“休闲式”工作和生活方式，也会吸引相当一部分厌倦城市生活的人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启动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会对中国经济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土资源部、住建部联合印发的《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中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用经过国家征地，就可以进入市场建设成租赁住房。这意味着在北京、上海等13个纳试点的城市，城市人口可以到农村去租住别墅，其成本可能比在城市中心住一个普通商品房还要便宜。
第七大猜想：人工智能应用遍地开花
市场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导致暴富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未来的首富应当产生在高科技领域，而不再是房地产领域。由于机制上更加灵活，民营企业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性力量。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企业已经在自主创新方面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大量的新技术有可能在资本力量的催化下，迅速转化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科技将改变人们的生意和生活，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技术的发育和成熟，不仅会给人们带来便利，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优质资源稀缺的问题。
人工智能是一场世界级的科技竞赛，中国企业是这场竞赛中不可或缺的主角。目前，中国已经从战略角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了规划，方向和目标都已经非常明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必须提前考虑，要从立法和伦理角度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规范。
第八大猜想：金融市场告别野蛮式生长
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中国的金融市场，无论是股市，还是保险，乃至银行业都曾出现过许多严重的问题。从2015年“股灾”之后，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了对金融领域的整肃，特别是对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打着互联网金融等旗号的金融诈骗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让整个金融秩序趋向好转。
以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视野，对金融体系进行系统性规划设计，改变原来那种零打碎敲、东拼西凑的制度引进和设计模式，让金融体系拥有能够应对全球性竞争的能力，这是中国金融领域所面对的艰巨挑战。从现实的角度讲，金融市场的规范，意味着以钱炒钱的模式将受到制约，金融将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同时，作为一种准金融产品，房地产领域的炒作行为也将受到限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加入“限售”行列。“不许卖”会降低房产的流动性，这远比“不许买”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更大。
第九大猜想：服务业出现世界级的公司
很多人可能都不清楚，中国是一个服务进口大国。2017年上半年中国服务出口6950.9亿元，增长5.6%；进口15920.5亿元，增长16.5%，进口额超过出口的一倍还要多，并且进口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出口的增长速度。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三大领域。
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早在2014年，美国服务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75%、日本超过68%、法国超过72%。而中国在2015年，服务业的比重才首次超过50%。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也给健康、医疗、养老等服务业的带来了新的机遇。有统计数据表明，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在2016年中国的慢性病人口已经超过2.6亿。在这个巨大的市场里，应当能够发育出世界级的养老企业、大健康企业。
第十大猜想：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市场热点
2017年8月，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尘埃落定，共有中国人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等14家企业参与了此次“混改”的投资。按约定价格完成全部交易后，联通集团合计持有约36.67%的股份，新引入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约35.19%，员工股权激励2.7%，公众股东25.4%，形成混合所有制多元化股权结构。“混改”后董事会成员构成为，国企董事6名、民营4名、独立董事5名。
混合所有制被认定为是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包括证监会等重头机构，都对联通“混改”大开绿灯，一些法规上的限制被突破。在联通“混改”的同时，有一大批国有企业等待"混改"，许多社会资本也把"混改"作为进入垄断领域的重大机遇，“混改"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市场热点。但是国有资产定价、国有产权和民营产权能否受到同等尊重等现实操作的中问题，仍然需要大量的案例进行验证和磨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五项指标，而不是单纯一项经济指标。GDP挂帅的发展思路已经被抛弃，绿色发展将成为主基调。在“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实施阶段，即继续加快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实现重大关系协调发展，全面纳入科学发展轨道。
从重操作向重规划转变是改革理念的重大改变。也就是改变行政命令式的、大跃进式的改革方式，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周密研究和策划，确保能够顺利推进，不出系统性的风险。特别是在改革设想和现有法规产生冲突的情况下，必须遵循先修法后改革的大原则。比如，在国企改革方面就出台了“1+15”个体系性文件；再比如，雄安新区的战略决策发布后，并没有立即“大兴土木”，而是先做系统性规划，再进行分步实施。虽然在外界看来有点“慢”，但却有条不紊，避免了“运动式”改革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不追求激进的目标，能够沉稳向前，这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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