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谍影中国市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面对成为商业间谍“温床”的命运。而中国公司准备好了吗？

　　商海中，他们无处不在,而真实面目并不为身边人所知；当你有所察觉之时，损失或已不可挽回。商业间谍，或许将成为中国商界2009年的一个关键词。

　　10月14日，最新的涉案者郁向东在美国被逮捕。郁向东被捕之前的身份为北京汽车研究总院的车身专业总工程师。此前，在中国汽车业界还有另一起间谍案并不广为人知。长城汽车状告菲亚特侵犯其商业秘密，这或将成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诉跨国品牌“商业间谍”第一案。其实，这只是菲亚特2007年诉长城汽车侵权之后的续集。

　　当然，最让中国商界震惊的还是“力拓案”。7月5日晚，上海市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矿业巨头力拓的中国区首席代表胡士泰等4人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随之，围绕着千亿元的铁矿石行业情报交易链条浮出水面。

　　追溯过往，这只是冰山一角。商业间谍案并不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之间，更多的窃取商业机密和核心技术的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处的这个经济开放、转型的年代。

　　2007年的家电业变局，大中电器（国美并购大中电器之前）差一点就要召开“间谍”发布会，就公司内部查出有来自竞争对手的“内鬼”一事做出说明。但就在发布会开始的前五分钟，大中电器宣布取消发布会。

　　即使是9月28日新科的“胡润榜”首富王传福，也无法借巴菲特入股带来的荣光而抵御商业间谍的指控。就在鸿海集团4月份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郭台铭特别提出书面证据，指责比亚迪买通鸿海员工窃取其商业机密。

　　“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窥探竞争对手的活动，已经成为商界的一种隐蔽的附属产业。”华略管理咨询首席顾问蒋小华告诉《中国企业家》。 但它们为什么集中在2009年爆发？

　　报复？

　　此番美国司法界对郁向东兴师动众，是其涉嫌2006年从美国福特公司辞职前“非法”取得该公司约4000份技术文件。这些文件涵盖发动机、变速系统、车门结构、转向系统等，价值数百万美元。目前，案件正在等待审理。

　　他还被指控利用这些文件在中国几家车企谋求职务。1997年至2007年间，郁向东在福特担任产品工程师，2007年1月从福特离职后，先是进入富士康集团，随后于2008年11月1日与北汽控股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现在看来，美国政府对郁向东们态度相当强硬。10月21日，在底特律地方法院接受聆讯的当天，郁向东曾提出保释申请，遭拒。检方认为他有潜逃回国的强烈动机。

　　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的数位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希望借助这一案件向中国政府历来对保护国外车企知识产权暧昧不清的态度叫板。长城汽车、比亚迪、奇瑞以及双环等中国汽车公司都深陷“抄袭门”。但是，从公开的信息来看，跨国公司与中国车企之间的知识产权官司均不了了之。

　　“美国的动作是一种信号。就是你侵犯我的知识产权，在你的国家我没有办法，但到我这来，你就没有办法。”汽车行业资深人士贾新光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记耳光。”

　　无形之中受伤的还包括更多的郁向东们——汽车业的海归技术派，以及向这些技术派伸出橄榄枝的中国汽车企业。

　　在以美国底特律“三大”为代表的全球汽车工业身陷危机之后，海外抄底四个字似乎被写在了每一家中国车企的脑门上。抄底的对象不仅包括汽车品牌，还包括那些在底特律浸淫多年的华裔汽车技术人员。

　　在北汽的蓝图上，引进人才加强自主品牌的研发同样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北汽现任总经理汪大总、北京汽车研究总院院长顾镭，均是有底特律从业背景的海归人士，在归国后被延揽至北汽旗下并委以重任。在某种程度上，引进海归以提升研发能力，已经被中国车企视为技术升级的一条捷径。但郁向东事件之后，这个流行模式开始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这是美国的一种报复心理。现在引起的矛盾就是，你不要再用海归。海归在国外就职时不可避免要下载东西，而这些信息，美国都掌握了。”贾新光认为。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这起窃取商业机密案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但郁向东的老东家福特汽车对此未置一词。难道福特真与此事毫不相干？《三井帝国在行动》作者、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的看法近乎“阴谋论”。

　　“如果福特在中国的市场有很大利益，就不会这样做来激化矛盾。现在这样做，是因为福特现在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被德国汽车、日系汽车和国内几家汽车厂商抢占了很多的市场份额。通过这样的手段，它可能希望中国做出让步，改变在中国市场的不利局面。”白益民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

    间谍的价值

　　一位服务于不同公司的美国自由间谍曾说过：“有战争就有欺骗，商战亦不例外。”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看来，商业间谍的本质是用经济流兑换信息流，再用信息流创造更大的经济流。

　　在富尔德商业顾问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伦纳德·M·富尔德那里，商业情报的作用近乎被神化。这是一位竞争情报领域的开拓者、大师级人物。25年以来，他曾为《财富》500强半数以上的企业提供过服务。他曾经透露称，90％的美国企业雇佣专人从事商业间谍工作。

　　“大脑会让你对信息视而不见，迷障会干扰好的商业情报，或者延迟你必须做的决策。任何对情报的拖延使用将会使你失去市场。你需要做的是在情报仍有价值时移走迷障，正如棒球名将佐贝拉的名言：准备好了，我们就老了。”富尔德在自己的著作《商业情报密码：看穿混乱、失真、谣言和烟幕》中解释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对情报的延误，不仅意味着企业发展的机会成本在增加，也意味着机会本身的价值在减少。

　　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空洞说教。在一些国家产业崛起初期，商业情报的重要性更是被空前强化。

　　在宋鸿兵的著作《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中，情报对欧美金融集团的崛起起着催生的作用——“情报和金融永远是一家人。”

　　19世纪60年代，犹太银行家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铁血首相”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后者的全部工资和其他收入都一并交给布雷施劳德家族的银行来打理，同时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债务支付，为他设置和经营海外的银行户头，负责经营俾斯麦当时还不算太多的资产”。但这个家族并不希望俾斯麦给与任何金钱形式的酬劳，他们所图求的报偿是政治情报和一些内幕消息的透露。“所有银行家都对政治消息和市场情报超级敏感，因为这些信息背后蕴藏着大量的商业机会。”宋鸿兵写道。

　　提供商业机会只是情报的作用之一，在不同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竞争对手的情报或商业机密都是企业在商战中胜出的隐形筹码。

　　“一般是竞争的一方处于劣势时会给对方扣上商业间谍的帽子，来制衡对方，增加竞争的砝码。”白益民说。

　　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则认为，强者并不能被排除在商业间谍的使用者之外。“很多弱者获取商业机密是为了争取平等地位，谋求更加平等的竞争。但是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情报战，是要争取控制优势，获得超额利润。世界500强，一般都有自己的情报机构，他是强者，谋取垄断利益。”江涌说。

　　商业间谍行为给各大公司造成的损失惊人。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名列财富杂志前1000名的公司每年因商业机密被偷窃的损失高达450亿美元，每个公司平均每年发生2．45次、损失超过50万美元的案例。

　　商业间谍在给丢失情报一方的公司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使这些公司丧失了发展甚至是赶超对手的机会。比尔·盖茨在其著作《未来时速》一书中也认为，商业情报会影响一个公司的发展，而泄密则会给丢失情报的一方带来重大打击。

    为什么是中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缺乏尖端技术。在技术依赖的情况下，只有两种手段可以缓解燃眉之急。自主研发，或者廉价获得技术，就是雇佣拥有这类技术的人。这时候美国人要想阻止你，就是对这个人进行阻碍。”白益民说。

　　这也正是商业间谍案件2009年频发于中国的原因。

　　随着商业机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商业间谍的手段也会日益高明。因而给商业间谍设一道防线，已成为未来市场竞争必不可少的一课。

　　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许多公司不得不投入巨资加以防范。比如，雷曼兄弟公司在9·11后就拉来了泰德·普莱斯这位前中央情报局负责采取行动的副局长，担任公司全球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此外，还有许多公司采取了严格的内控和信息管理措施来防止商业间谍的乘虚而入。他们专门设有首席信息官来负责保密工作。西门子从硬件设备上防止员工拷贝公司资料，公司的大部分员工的电脑是不能安装软驱和移动硬盘接口的。而IBM规定每个员工只有三次查阅同一文档的机会，并且这三次查看的时间、地点、原因都会被严格的记录下来。

　　也有一些公司的设备时刻提醒员工注意保护商业机密。例如，在苹果的一些会场内总会有这样的提示语：“请擦去黑板并将你所有的秘密文件处理掉，工业间谍在你之后预定了这一房间。”

　　同时，许多企业也雇佣专业的安全公司负责对公司职员进行调查和监控，及时发现潜在的商业密探，保护本公司利益。尤其在IT业中，“谍对谍”已经形成规模。

　　安全顾问公司就是由此而在硅谷成为的一种新兴行业。他们协助公司建立必要的安全体系、措施与训练。其中最基本的做法是对新聘人员，从主管到看门打杂的，都进行安全考核与测试，以防敌对公司人员渗透。

　　为了保护商业秘密，美国1996年通过了《经济间谍法》。该法实施后，第一起被裁定为“经济间谍罪”的是2006年的加拿大籍华裔孟小东。从该法实施13年来的成效看，被指控的嫌疑人员也多为华人。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手机市场，对在中国的话语权的争夺，将被提升为各大跨国公司的战略问题加以考量。中国市场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面对成为商业间谍“温床”的命运。

　　这也意味着中国公司在防范商业间谍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强。“中国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但其实商业间谍屡屡皆是。第二，我们也缺乏应对机制。尤其是在立法上的缺乏，使得应对起来捉襟见肘。”江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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