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NoahHarari)在《人神》(HomoDeus)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更为平凡的原因：计划经济(以及威权政府)在处理数据方面是废物。他写道：“资本主义赢得了冷战，因为分布式数据处理比集中化的数据处理更有效。”
坐在莫斯科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办公室的一位中央规划者，有什么希望弄清楚横跨11个时区的苏联经济所有不断变化的部分?
俄罗斯已故经济记者奥托?拉齐斯(OttoLatsis)曾完美地向我解释了苏联体制荒唐的一面。他回忆自己曾参观一家苏联屋顶瓦制造公司，该公司有多项宏大的扩张计划。他发现，所有的投资都流入了另一家工厂，其业务是销毁报废的次品瓦片，以阻止工人们在黑市上销售这些瓦片。
与大多数苏联工厂一样，规划者为新工厂设定了苛刻的目标，专注于数量而非质量，这带来了变态的激励——砸碎几近完美的瓦片。很难想出一个更赤裸的价值破坏的例子，正是这种价值破坏毁掉了苏联经济。
但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数据爆炸——至少在理论上——为进行更好的管理决策、减少计划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信息失衡提供了指引。中央计划者正迅速获得能够更有效处理数据的工具。
当今所有相互连接的设备源源不断地产生关于我们的经济活动、需求和欲望的海量实时数据。若恰当地加以利用，这些数据可以模拟价格机制，作为一种匹配需求与供应的手段。
过去几十年，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停止对计划经济的鞭挞。计划经济有可能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复活吗?
在中国，一些人似乎这样认为。中国仍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论在实践中应用得多么松散)，同时正在发展世界上最具活力的数据市场之一。
去年，拥有约5亿用户的电商阿里巴巴(Alibaba)的创始人马云(JackMa)表示，新技术提供了以几乎难以想象的规模收集和处理数据的手段。
将人工智能应用于这些数据集，正在加深我们对世界的实时认知。马云在一次经济会议上表示：因此，大数据将让市场更加智能化，使得计划和预测市场力量变得可能，让我们能够最终实现计划经济。
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走得更远。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王彬彬和李晓燕认为，一种混合经济可以建立在“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之上。
更自由的数据流动可以抵消许多毁掉计划经济的弊病：权力过度集中、寻租腐败和非理性决策。由大量数据提供的多层次细节，还能让计划者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选择。
两位作者认为，网络平台垄断企业就像中央计划机构。政府变成一个“超垄断”平台将更加“正当和理性”。
此类国有平台可以像机场一样运作，指导市场导向的流动。机场管理通航能力，设定航空标准，平衡安全、环境和货物运输的要求，满足运营商、乘客和零售商的需求。
毫无疑问，大数据可以提高企业和政府管理系统的效率。它还可以带来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无论是在规划长期基础设施，还是管理医疗保健系统方面。
但是，虽然这种混合经济在理论上或许没毛病，但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可行性存在两大疑问。
首先，积累数据与明智利用数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命题，就像世界各地无数搞砸的政府信息技术项目所展示的。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经济究竟能有多么创新。消费者很难对尚不存在的产品提供需求数据。在某些方面，这就像试图通过盯着后视镜向未来行驶。
正如苹果(Apple)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所言：“在我们向消费者展示我们的产品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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