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 中国银行总行

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 王小丽

主持人 | CIO时代联合创始人兼COO

新基建创新研究院秘书长  刘晶

 

近年来，在应对疫情影响的过程中，银行业对于金融科技的应用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推进。国有大型银行科技投入持续增长，且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战略定位上正在从“科技赋能”逐步向“科技引领”转型。

 

CIO时代、新基建创新研究院年度特别策划——“2022年度金融科技自主创新系列访谈”正式启动。邀请金融行业专家参与访谈，共话金融科技创新发展道路上的新策略、新思考、新洞见，以期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创新及应用提供经验借鉴。

 

 

 

刘晶：您如何看待开放银行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和重要作用？未来主要面临哪些难题？

 

王小丽：2010年起，英国率先提出“开放银行”概念，在“开放数据有助于银行、中小企业和第三方科技公司共同创新发展”的理念指引下，开放银行作为一个新兴业务模式风靡全球。它顺应数字化浪潮，是商业银行融入线上生态场景的必然选择和主要手段，也是公司金融领域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

 

2013年，中国银行率先发布“中银开放平台”，主要面向个人客户，提供移动支付等1600多个API服务接口。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数字中国建设和泛金融创新推动平台经济的发展，兴起于个人金融领域的开放银行，已在公司金融领域呈现喷薄之势。

 

后疫情时代，客户对于一站式服务畅通体验的诉求强烈，企业上云上平台已成共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云平台开始涌现。头部企业、金融科技公司搭建的供应链、财资管理等云平台此起彼长，企业生产经营场所逐渐向各类线上生态平台转移。这对金融服务模式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前阶段，还有很多难题还没有真正露出水面，作为发展初期主要有：

 

一方面，认知层面亟待突破。一是开放银行在欧洲、中国香港等地区，是政府在倡导银行开放一些数据、服务，提供更加普惠的金融服务，在中国大陆，属于市场先行的模式。

 

自2013年中国银行首家推出中银开放平台以来，开放银行的理念是被广泛认可的，但这两年概念被热炒，同时受到外部环境成熟度、内部协同复杂度，包括一些技术条件、技术发展状况的限制，在商业银行领域，开放银行一定程度上处于“叫好不叫座”的局面，或者说是在不温不火地发展。业界对此出现概念疲劳，导致对于顶层设计及主动建设产生懈怠。这不利于商业银行快速有效融入线上生态，更好满足实体经济所需的金融支持。

 

二是开放银行表现形式是API、H5小程序，容易被误解为“通过技术实现金融服务的一些对接接口”。但实际上远不止此。银行公司业务办理所需要的业务要件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办理对公业务，客户需要提供大量纸质文件，通过审核、检查、判断，再去控制内部操作流程风险和外部合规风险等。

 

在开放银行模式下，这些要件会由原来纸质载体持续转向采取数字化方式进行呈现，同时由客户自证转向自证与他证共同证明客户本身的真实性和业务办理背景的真实性。这是银行真正推进深度数字化转型建设的表现。客户准入条件、发展条件、审核业务条件都要跟着改变，这会涉及行内多方协同。所以这种认知层面的误解，如果不去澄清和突破，是不利于开放银行良性发展的。

 

另一方面，实践层面亟待深度协同。开放银行对外涉及监管环境、行业产业数字化成熟度，对内涉及行内全维度产品打通向外部场景生态融入，包括与外部用户体系的互通等，并高度依赖数字化技术。

 

具体困难体现在，一是面临与第三方合作关系机制搭建的新课题。我们与平台合作伙伴一起服务终端客户，“1+1toN”模式属于开放银行服务常见的模式。这些线上平台很多会惯性地延用互联网商业盈利模式，“羊毛出在猪身上”，但对于传统商业银行，“羊毛是羊毛、猪毛是猪毛”，一般分清核算。合作过程中，双方需要在利益分享、风险分担方面探讨建立新的合作方式和商业模式。

 

二是开放银行的风险识别与管控。开放银行本身要通过数据、模型、产品、底层机制支持，与合作伙伴进行数据共享、业务共建，我们要基于数据对客户画像、进行风控及产品流程等要素的识别。在KYB、KYC过程中，这些要素的数字化程度、可追溯性、可信度以及技术表现的颗粒度等都会随着平台的不同有差异。

 

平台的资信度、规模、对要素承载的表现形式都有差异，导致合作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性，开放银行的风控因素识别、风控能力培养也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监管层对平台提出一些约束要求，帮助大家建立基础资信评估，更利于我们通过双方合作不断开拓创新，为线上生态各场景下的金融服务提供更便利有效的支持。

 

三是线上运作机制。这对于传统商业银行，会有一定挑战性，因此要去参照互联网模式，学习其敏捷响应和灵活快速布局的能力，搭建多层次业务管理体系。

 

 

 

王小丽：目前还没有一家银行成立开放银行部。不同银行有不同部门在主导推进开放银行建设，一些是在业务部门负责，比如个人金融部或交易银行部，大多作为一个业务方向在推动。也有一些技术部门非常积极主动，带领业务部门进行开放API建设。

 

“R、P、T+M”运作机制值得探索，就是业务、技术、商务三者融合，面向市场统一运作。开放银行目标是广泛对接市场各种平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需要一套新的商务方式来界定。

 

“R”就是客户关系环节，发展平台客户和平台合作伙伴，建立商务模式。

 

“P”属于产品、业务环节，针对平台客户类别、业务特征，通过数字化方式制定相应的金融服务方案，以API等形式输出，尽可能平衡风险与客户体验。

 

“T”代表科技、IT环节，所有东西都需要技术手段承载并快速响应。三者要联合，发现并发展合作伙伴，同时+M（marketing），做好市场运作，有效触达终端客户。中国银行是业务部门在牵头，正促成柔性小组探索推动具体实施模式。

 

刘晶：开放银行涉及对接大量外部企业，为保障客户体验及连接意愿，中国银行是如何处理客户的特性需求和共性需求的？ 

 

王小丽：商业银行面向客户的特性需求或个性化定制要求，是常态化现象。商业银行在机制、技术等方面都已积累比较丰富的经验。在开放银行模式下，我们需要对接的外部企业确实大规模增加，而且大量属于“1+1toN”类型。各平台发展程度不一，个性化差异非常大。这是开放银行建设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在国内，目前开放银行的建设是市场先行，这两年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也在牵头提出相关标准要求，人民银行也发布了专项制度，去年银联牵头、中国银行参与制定了行业标准，为商业银行开放银行建设提供基本遵循。国际上，也有一些API行业标准可供借鉴。但由于国内平台的数字化程度、运作模式、性质的不同，为商业银行业务提供的背景材料类别差异性、个性化特征会更加突出。

 

传统模式下，我们所面对的企业个性化需求更多体现在系统接口层，而新的模式下，个性化可能高频出现在系统接口、专项产品定制、商业合作模式，以及数字化营销客户触达等多方面。这都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敏捷响应和支持。我们从IT系统设计角度，提供更多灵活化弹性支撑，敏感捕捉客户诉求，快速有效响应分析。

 

这需要软硬兼修。一方面，系统平台设计、IT基础搭建，要有足够的灵活性、弹性、颗粒度，在共性接口基础上支持各种转接和各种敏捷组合，充分响应外部变化。另一方面，要有相应机制快速捕捉、响应和落地实施。

 

 

 

王小丽：我们会积极跟踪市场上生态平台的发展，优选适宜的行业建立合作清单和推进方案，首先通过轻量级标准化金融服务接口打包一些基本服务或业务要素，从基本金融服务入手，逐步向数字化平台深入，并不断丰富可信度证明材料要素。

 

同时围绕账户服务、结算、外汇、供应链融资、保函、电票、理财等业务，逐步深入对接单一窗口、工商、政府、公用行政事业、头部企业、SaaS云、财资云等第三方平台，实现国际国内结算以及供应链场景服务的敏捷支持和数字化运营。

 

这是我们金融服务数字化能力逐步深化、丰富的过程，推动与生态合作伙伴数据共享、业务共建，重塑公司金融服务整体价值链，提升产品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对外我们打包合作伙伴的能力共同输出，同时也选择一些适宜的合作伙伴，嵌入线上渠道，丰富客户非金融服务应用。

 

 

 

刘晶：对于开放银行生态和金融科技创新及应用，您有着怎样的前瞻性认识和思考？包括和这些金融科技公司的生态关系和新技术等方面，中国银行进行了哪些积极的探索？

 

王小丽：合作伙伴拓展，需要商务和技术共同建立合作对接。开放银行业务发展重在广泛对接嵌入市场上的各类场景，或通过合作伙伴服务、或直接嵌入客户自有业务场景，需业、技、商结伴而行与场景合作伙伴建立持续合作，共同服务终端客户。

 

银行基本都在向开放平台下移，互联网平台在个人金融服务领域积累了很多很丰富的应用和创新服务模式，比如数据、营销方式、风控手段等。中国银行与一些金融科技公司广泛建立战略合作，包括成熟的IT系统软件产品、服务，也包括客户引流、金融服务输出、在合规前提下数据共享等。

 

开放银行核心是开放，多方共同在线上生态积极合作，寻求共建共融共赢的利益结合点，共同为客户提供服务。中国银行也会持续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线上各种场景生态为触点，不断推出标准化场景服务，充分释放敏捷的金融服务输出能力，并不断优化同各方的合作。

 

 

 

王小丽：其实很多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于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都很困惑。大家不断扩建自己的IT队伍、引入科技人才，这是非常必要的。

 

但光是IT人才还不足以满足企业深入推进数字化变革，核心还在于培养真正的数字化思维能力，这就要求始终从事经营管理、业务管理、产品设计的人建立数字化思维，把数字化当做常识接纳并领悟。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王小丽：在我们贸易过程中，区块链相当于把贸易主体各方、各环节行为全过程上链存证后，在KYC、KYB过程中，从原来靠企业自证，更多走向了他证、多证，多方提供背景证明。区块链技术这种去中心化、防篡改机制，进一步提供了数据本身的公信力，有利于打造可信数据，为企业提供宝贵的数字化资产。

 

某种程度上，新技术应用也会打破银行在传统国际结算、授信服务中的路径依赖，以及一些原本存在、尚未被很好克服的寻租空间。有了区块链以后，可线上直接获取客户的订单支付、交易、物流信息。信息数据之间可进行交叉验证，有效确保贸易过程及背景的真实性鉴定。同时，极大提升了我们拿到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为后续提升国际结算、贸易融资、授信层面服务的时效性，也形成了很好支撑。

 

此外，通过区块链智能合约提供智能支付服务，这对贸易过程中卖方延迟发货、买方延迟付款，形成了非常好的约束，减轻支付结算资金被拖延占用的压力，降低贸易成本。同时改变了传统供应链金融重抵押、重传统授信偏好的依赖，通过对企业信用数字资产的评估，真正践行普惠金融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