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多位专家学者及业内同行齐聚北京，在“颠覆性技术与未来战争研讨会上交流思想，碰撞智慧，引发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各界好评。本文选自国防科技大学石海明教授的《后人类战争 ——人工智能、生物交叉技术重塑未来军事图景》一文，以帮助错过会议或对石教授观点感兴趣的同行及军事爱好者了解其观点，共同学习成长。
　　
　　大家好，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后人类战争——人工智能、生物交叉技术重塑未来军事图景”，主要谈四个层次的内容：其一，后人类时代：人类进化之路的启示；其二，自然观与战争观：科技颠覆思想；其三，后人类战争崛起：萌芽与未来；其四，人工智能：通向后人类战争的桥梁。
　　
　　一、后人类时代：人类进化之路的启示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从远古生物进化，讲到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在结尾，赫拉利谈到了人类的未来——“今天科学界如火如荼讨论‘改良人种’‘合成生命’‘再造人体’等，......当未来生物科学真得把人本身都改造了的话，现代智人也就终结了，人类的黄昏也就到来了，未来是什么，一切皆未知。”接下来，我们还看到《战争：从类人猿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与演化》、《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及《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等书，该书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另一本“臭名昭著”的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因预测荒诞而广为人知。他的这本《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聚焦脑科学、神经药理学、基因工程等生物交叉技术未来发展的社会挑战，展开哲学层面的讨论，核心思想是——随着这些生物交叉技术的发展，“自然人”将会被改造为“生物人”，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依赖的根基将被动摇，这是需要人类引起高度关注的未来。福山所言的是不是一种趋势性的东西呢？我看有点意思。以前，我们在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可看到过预言，说生物技术已然开始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也称，生物技术的介入将导致人性的泯灭并触犯上帝的意志。
　　
　　可以讲，电影《极度恐慌》描述的传统生物武器还在发展，而新生代生物武器已悄然而至，特别是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等技术日臻成熟，酶工程、细胞工程等生物工程层出不穷，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有机“嫁接”，基于BCI技术、AI技术（人工智能）、基因武器、仿生武器、无人武器等不断涌现，未来战争生物化的趋势将日益显现。对于这种发展趋势及在军事领域的影响，国内也有专家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如第三军医大附属医院郭继卫院长的《制生权战争：新时代的军事战略重构》，当然，郭继卫还有好几部相关作品，可以对照着阅读，就更加全面。另外一篇文献是贺福初院士撰写发表的《刍议军事革命演进规律及其未来走向》（载《国防参考》2017/17），这是一篇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重要文献，另外的一些相关论述散见在报刊杂志及《刍议时代》一书中。
　　
　　贺院士提出了一些列极有洞见的思想，比如，在他看来，“古往今来，军事始终走在人类文明新潮前列。人类文明迄今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农业革命，数千年前出现并持续数千年，释放出‘物之力’；第二次是工业革命，数百年前出现并持续数百年，释放出‘能之力’；第三次是智业革命，数十年前开始孕育，目前正处于初级阶段，将不断释放‘智之力’。”“生物交叉技术将使未来作战平台迈向人机一体化、智能化。未来，仿人脑信息处理系统，将实现高性能低功耗运算、高智能自主决策、主动式学习与持续性智能增长等革命性突破，并催生高智能化自主作战力量问世。更为重要的是，全新“制智权”“制脑权”“制生权”理论将应运而生，作战领域由物理域、信息域向意识域加快拓展，人脑或将成为继陆、海、空、天、电、网之后新的作战空间。”“新一代人工智能尚需要在脑研究启发下，以多脑区、多模态和多任务协同为中心，研究神经网络微观调控和宏观动态演化、视听触感、学习记忆、情绪、规划控制、思维决策等认知或意识通道及协同等，实现具有自主学习、自主适应、自主意识、自主进化等能力的智能系统。智能化军事革命的走向将首先是打造制智权，以升级信息化；进而打造制脑权，以引领计算机生物化模拟功能。”
　　
　　英国的军事学者克里斯托弗·柯克对这种未来的战争演进趋势称之为“后人类战争时代”，我个人觉得此提法有启发性，也比较接受。我在国内最先把其相关思想翻译过来，并后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未来战争智胜之要》，认为，“在未来，生物交叉技术已将‘自然战士’改造为‘超级战士’，正如在科幻电影中，我们常见到各种‘超级战士’的身影一样：《机械战警》中人类头脑和机械身体完美结合，身上配备各式武器，能应付各种暴力活动的机械警察；《再造战士》中通过基因设计工程制造出来的拥有超绝战斗技巧和力量的超级战士；《阿凡达》中用人类的基因与当地纳美人基因相结合，由人类的意识进驻其中以得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化身’。”
　　
　　这种“后人类战争”的图景，或许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但却正在向我们走来。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控制这种未来？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有所思考——“有些新的技术让人不寒而栗，因而，从一开始就会让人迅速建立共识，需要采用政治手段控制它的发展和使用。1945年夏天，当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引爆时，这一事件的见证者都明白，人类创造了一个威力巨大到能够自我毁灭的潜在武器。从那时起，核武器就被施以政治控制：任何个人不得随意开发核技术，或者交易能够制造核武器的部件；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一致同意限制就核技术进行国际贸易。人类对生物交叉技术的发展，也能像核技术那样控制住吗？”
　　
　　我和我导师曾华锋教授等合作也翻译了一本书《制脑权战争：脑科学研究与21世纪的军事》，该书作者是美国学者乔纳森·莫雷诺，这本书的封面将大脑图案设计成“手雷”，寓意想必十分明显——技术一旦释放，再去讨论危险无疑就显得多余了。此外，如《第四次革命：看神经科技如何改变我们的来来》也提出，脑-机接口技术（BCI）能够通过信息将人脑与电脑联结起来，必将重塑未来战争。《神经科学给美国陆军带来的机遇》《国家的自我毁灭》《人工智能走上战场》等前沿作者，也都对相关问题有所涉及。这些研究成果启发我们不断思考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说，到底人类社会今天及将来将走向何方？如今是否演进到了一个拐点上，如果是的话，这个拐点如何来界定？人类社会即将走向后人类时代？增强时代？人机融合时代？还是别的什么时代？与人类社会的演进相对应，战争又将向何处去？
　　
　　二、自然观与战争观：科技颠覆思想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柯林伍德曾出版过系列有影响力的作品，如《艺术哲学》(1925)、《形而上学论》(1940)、《新利维坦》(1942)、《自然的观念》（1945）和死后出版的《历史的观念》(1946)。关于自然哲学，他有一句名言：“自然观是自然科学的逻辑基础。”现在，我们不妨从人类自然观的进化中，回顾下人类对自然、对世界的认识到底走过了怎样的道路。首先是在古希腊时期，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家们，无论是米利都学派、毕德哥拉斯学派，还是变化哲学家们以及原子论者，这些曾经的哲人、智商高的人，今天我们看来其提出的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其实都是极其朴素的认识。
　　
　　比如，我们熟知的，如泰勒斯讲“万物皆水”，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毕达哥拉斯学派讲“万物皆数”也是充满神秘性，根据恩培多克勒的说法，宇宙由气、水、土、火四种元素构成，万物产生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纵然是全才的自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古代世界最博学的人”（恩格斯语），其在当时对自然和世界的看法，也是极其粗陋的，这种思想认识典型的反映在其所提出的“四因说”，即世界是由“形式”“质料”“动力”“目的”四因的相互作用构成。不难看出，古希腊的自然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虽然坚持从物质本身去说明世界，把自然界的现象了解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整体，注意从事物内部去探求事物发展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的思想，但本身这种认识水平是朴素的、简单的。这也说明，在那个时候，人类智商总体还是比较低的。
　　
　　中世纪的时候，人类自然观没有多大进展。虽然我们讲，理性（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信仰（基督教上帝的文化）、习俗（日耳曼人的原始文化）是中世纪三大要素，但总体而言，中世纪信奉神创论的自然观，认为“宇宙有限，上帝永恒，上帝和《圣经》是真理的源泉。”热衷讨论的问题是“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之类，在这种基督教神学自然观的影响下，人们往往把世界的存在和变化的依据归结为上帝的存在，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没有独立性，也没有理性生长的空间。
　　
　　近代西方科学的诞生是个伟大的变革。有个说法，科学家拉普拉斯在19世纪初向拿破仑呈现他的《天体力学》时， 拿破仑问：在你的著作中怎么没有提及宇宙的创造者？拉普拉斯回到说：陛下！用不着那样的假设……。的确，到这时，近代科学已经开始成长了，这是一种“理论科学”形态，一种以实验为基础的“实验科学”，一种以分析为核心的“分析科学”，一种以数学为手段的“定量科学”。此时，出现了一些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如大法官培根是英国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提倡获得知识的实验的、定性的和归纳的方法。大陆理性代表人物笛卡尔，他是法国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强调演绎法可得到可靠的科学知识，主张心物二元论。他使用普遍怀疑的手段论证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并创立了逻辑演绎方法。经过这些哲学家、科学家的努力，特别是伽利略、牛顿等人的科学研究进展催生，近代一种机械论自然观就产生了。按照这种机械论自然观，机械运动是唯一的运动规律，宇宙是一架大机器；宇宙象空架子，绝对静止——绝对空间；时间永远以等速流逝，与物体运动无关；分析、分解的方法是研究自然的主要方法；一切现象都可以用牛顿力学的“力”力来解释。总之，这种机械论自然观包括机器论、决定论（原因与结果一一对应，只有必然性，没有偶然性）、还原论（整体等于部分之和）及备受推崇的归纳法。
　　
　　通俗而言，在当时这种机械论自然观支持者看来，世界就像一架时钟，整个宇宙甚至包括人和动物在内，都是像机器一样运转，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具有因果性，宏观现象可以归结到微观上的层次结构或者质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种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下，人们以机械力学说明一切，以物质原因解释自然现象，习惯于用机械力学来描述和探讨自然图景，用力学理论解释其他一切自然现象，用力学的机械运动模型类比其它复杂的物质运动，把力学中的力的概念普遍推广到其它领域。如玻尔兹曼讲，“如果你要问我，我们的世纪是钢铁世纪、蒸汽世纪，还是电气世纪，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的世纪是机械自然观的世纪。”牛顿自己也认为，“我希望能用同样的推理方法从力学原理中推导出自然界的其余现象。因为有许多理由使我猜想，这些现象都是和某些力相联系着的。”
　　
　　此外，笛卡尔写了《动物就是机器》，拉美特利写了《人是机器》，认为“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物支持它。”“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机械运动，人类的心灵和精神活动完全归于机体的组织状况，不同体质的人，具有不同的精神和性格。”伏尔泰也指出，“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人必须服从机器的自然定律。上帝是这个机器的起因，之后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都是牛顿的学生；我感谢他独自发现和证明宇宙的真实体系。”拉普拉斯也是激进地宣称，“我们可以把宇宙现在的状态视为其过去的果以及未来的因。如果一个智能知道某一刻所有自然运动的力和所有自然构成的物件的位置，假如他也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那宇宙里最大的物体到最小的粒子的运动都会包含在一条简单公式中。对于这智者来说没有事物会是含糊的，而未来只会像过去般出现在他面前。”“”世界的运行有着它自身的规律，原则上人们可以通过力学方程来描述和掌握，没有什么上帝可起任何作用。”
　　
　　在近代有高度影响力的自然观。世界都像一架“时钟”，军事系统就更像“时钟”了，简单直接，因果明了。
　　
　　18世纪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亨利·劳埃德少将（1720-1783）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是实施各种军事行动的工具：军队与所有机器一样，是由各种元件构成，军队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各种元件，其次取决于这些元件的组装方式，各种元件构成的整体必须具有持久力、灵活机动性和普遍适应性，只有这样构造，整个机器才完美无缺。”论自然观支配的机械论战争，也像青睐时钟装置一样，信奉秩序、规律及可预测性，强调作战单元要整体划一、步调协同、服从指令。情况正如阿萨尔·盖特在《军事思想史》中所言：“启蒙时期的军事思想家，对牛顿的科学思想产生了极大兴趣，更加渴望用极为准确和确定的方法来研究和指导战争。”事实上，自伽利略发现惯性定律、自由落体定律等之后，弹道学、筑城术和军事战术都获得了极大发展。按照机械论思想训练的军队可追溯到17世纪初期莫里斯亲王统帅的荷兰军队，当然，腓特烈大帝统帅的普鲁士军队更是这种模式的典范。具体而言，在16世纪90年代，莫里斯把装弹和发射过程分解为若干步骤，让士兵反复操练，以提高其在同一号令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借鉴并极大改进了荷兰的训练和作战方法。到腓特烈大帝时期，他把这种军事思想发挥到极致。对此，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范·克里菲尔德在《战争指挥》一书中评论说：“这位普鲁士国王是第一位现代指挥家，想时时刻刻都控制着军队，这种愿望只能通过把士兵变成没有头脑、没有生命的机器才能实现。”显然，腓特烈大帝这种军事思想就是将钟表等同于军队，正如钟表的每个齿轮都按照钟表匠预先设定的规则运转一样，军队也可通过反复操练锻造成一台“战争机器”，这显然是一台“精准、有序、规范、可预测”的机械化“战争机器”。军事学者哈拉尔德·克兰施米特对此评论说：“普鲁士军队各级指挥官严格执行上级指令，普通士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同一台精心设计的机器中的各种元件。这台人工制造的机器，整体结构合理，各个元件相互配合，遵循大自然设定的规律保持着有序运转。”
　　
　　当蒸汽机发明之后，战争进入了工业化战争时代。与世界观的变迁相适应，应对工业化时代的战争也需要思想观念深处来一场“头脑变革”。1754年至1763年间（主要冲突集中于1756年至1763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由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抗所驱动，英国与法兰西和西班牙在贸易与殖民地上相互竞争。同时，普鲁士这个日益崛起的强国与奥地利正同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外争夺霸权。欧洲“七年战争”凸显了机械论战争思想的落后，部队作战指导理论的僵化、不灵活和固守成规，导致士兵虽身强体壮但战术素养极差。拿破仑军事才能的主要体现，就是对这种僵化落伍军事理论的突破与创新。拿破仑不像腓特烈大帝那样试图完全控制军队，恰恰相反，在作战方法方面，他以散兵、纵队战术代替了线式战术，赋予了各个军团部署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他曾这样说：“战争全由偶然事件构成；主将虽应把握一般原则，但仍须密切注意以利用这些偶然事件；这正是天才的表征”。比拿破仑思考的更彻底的是克劳塞维茨，尽管其在《战争论》一书中继承沿用了许多机械论色彩的词汇，如重心、摩擦力等，但他完全颠覆了机械论战争的理论体系，反对机械论者钟表式的线性叠加和组合观点，明确主张战争是两股活力的对撞，是相互的行为，要从整体而不是从它的各个部分来认识，要给予战争中的不确定性（战争迷雾）以足够的认识。
　　
　　总而言之，从世界的“钟表”隐喻到“热力机”隐喻，从机械论战争到工业化战争，人类对战争的理解与认知，深受所处的时代局限和启迪，从强调战争的绝对秩序、绝对控制和绝对因果，到关注战争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人类的战争观发生了根本性、方向性和基础性变迁。当然，此时的战争还只是在陆地一维平面进行，其虽然表现出复杂性但仍极为有限。随着20世纪飞机、坦克、无线电、雷达、导弹等军事技术纷纷在战火中亮相，人类战争也正式从一维平面演进到陆海空天电等多维疆域，战争的复杂性成几何量级增长，人类对战争的控制与对秩序的追求也必将达到新的层次。
　　
　　当维纳创新控制论后，战争进入自动化战争时代。“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否认信息者在当今世界将无法生存。”这是创立控制论的罗伯特·维纳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名言之所以是名言，就在于它非凡的洞见性。可以说，从人类认识世界的物质、能量跃迁到信息，这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信息这个范畴预示着，人类在控制战争的方向上又迈开了革命性的一步。这种控制是一种对战场秩序的追求，也是一种对暴力破坏的规约，更是一种对杀伤极限的延展。也只有从这多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认定维纳在科技史和战争史上的巨大价值和历史地位。
　　
　　三、后人类战争崛起：萌芽与未来
　　
　　未来世界什么样？可能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词语描摹，但基本也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如“互联网—物联网—脑联网”“人机一体（BCI）、万物互联，普适计算”“人类时代—超人类时代—后人类时代”等。总而言之，当人类社会进入复杂巨系统时代后，我们就需要从“复杂性哲学与后人类战争”的视角透视未来战争。可以讲，从未来学家的预言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信息时代自提出以来迅速席卷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信息时代之后是什么时代？对此，我们的判断是，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互联互通的智慧时代。具体而言，在人类社会进入区域帝国之前，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是分离或弱关联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伴随着全球经贸的互通往来，互联互通开始加速。如今，互联网把世界连成一片，前沿生物科技把人与物紧密关联。在未来社会，随着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互联互通，人类社会必将进入一个复杂巨系统时代——智慧时代。在这个时代，物联网、智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将大有可为，人类社会的开放性、生长性必将催生物质、能量及信息等多系统圈层充分耦合，最终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军事系统是社会系统的缩影，因此，军事系统也必将经历一个从“物质系统”“能量系统”“信息系统”向未来的“智慧体”演进的过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未来的军事系统更像“智能体的链接”或“大意识主体”，而从内部角度看，超越传统智慧载体的“智慧元”或浮动的智慧，在系统中将占有压倒性甚至蔓延性地位。
　　
　　对于我们畅想的这个未来“智慧体”，今天已经有些端倪了，比如，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自然人与外在技术的通道正在开启，人的武器化与武器的人化已是大势所趋。再比如，现有的网络信息作战体系，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激化下进一步朝着“智能化”“人机一体化”方向演进。总之，未来的军事系统作为“智慧体”，必将更加智能，其自组织性、自我演化性及“人在回路”特性将进一步凸显。
　　
　　在未来军事系统完全进入“智慧体”时代后，我们研究战争也需要新视野、新思维及新范式。要真正超越牛顿机械论及奠基其上的有机论，树立“智慧体”时代的复杂系统思维，要注重运用整体观、联系观、演化观等看参悟未来“后人类战争”。
　　
　　具体而言，我们所看到的前人类战争和人类战争，包括机械论战争、工业化战争、自动化战争甚至信息化战争，其制胜机理相对而言都比较简单，可以用运筹学去模拟它。但是，对于描摹未来的“后人类战争”，我们却需要运用复杂系统思维，强调有机性、非加合性、系统效应、多元因果论、互动性、不确定性及涌现等，充分开掘复杂巨系统理论来研究未来战争。
　　
　　在未来的后人类战争中，是否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信息战理论，这种可能性质的探讨。众所周知，我们今天对信息化战争的理解，主要来源于美军的实践。美军在海湾战争之后到越南战争之间进行了军事改革，当然，中间有技术领域的不断变革，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于是，我们看到，当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之后，伊拉克上空呼啸着的导弹划破了中东的天空，人们看到了信息化战争的威力。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致力于研究这种与以往大不一样的战争形态。在公开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也有提及海湾战争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冲击，“研究海湾战争给我们的启示，既要分析它的电子技术、也要分析其他战略武器……军委还要从军事科学的角度，研究将来的战争究竟怎么打……”（P142-144）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杨南征的《智能军队》（1987）和沈伟光的《信息战》（1990）等前瞻性研究信息化战争与智能化战争的作品。
　　
　　而在美军这方面，阿尔文·托夫勒研究出版了一系列预言未来信息时代及信息化战争，如《财富的革命》《第三次浪潮》《未来的冲击》《战争与反战争》《再造新文明》《权力的转移》，先于苏联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后来，在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的推动下，美军率先提出了“信息化军事变革”理论，开始引领世界新军事浪潮。然而，信息到底是什么？信息战的本质是什么？美军却一直在研究，也有不同的学说与声音。如在里·阿米斯德组织撰写的《信息战：以柔克刚的艺术》中，就试图从物理信息与心理信息统一的角度构建信息战框架。与理论界相呼应，2006年版美军《联合信息作战条令》中，心理战是与电子战、计算机网络战、军事欺骗和作战保密并列的五种核心信息作战能力之一。2010年12月3日，美国国防部批准，“心理战”的提法被修改为“军事信息支援作战”（Military Information Support Operations，缩写MISO）。并且，最近几年不断有资料显示，美军还加强了生物信息、物理信息及心理信息的整合性研究。
　　
　　对此，在我们所撰写出版的《制脑权》一书中，也给予了关注，并且早在2007年出版的《从物理战到心理战》中，也提出信息分为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及心理信息，心理信息又分为事实、理念和情感三类。我们认为，信息战应该是囊括这三类信息的大信息战框架。显然，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到底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是物质？是能量？还是信息？塞萨尔·伊达尔戈出版了一本《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他就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信息。具体而言，在他看来，“宇宙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组成。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总量是守恒的，我们的世界与原始人的世界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原子量级的物质排列方式不同。物质和能量本身就是存在的，信息却不是，它的产生需要特定的方式。”信息的产生有三种机制，其中，第三种机制是，”物质的计算能力。信息的延续需要固态物质，信息的激增，就需要物质的计算能力。物质不会计算，生命也就不会存在。细菌、植物还有人类都可以视为计算机，不断地处理信息。当然，人类代表了物质的分析计算能力的最高水平。当我们建设有秩序的社会时，我们其实就是在创造新的信息。”
　　
　　如果世界的本质真的是信息，且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及心理信息能够整合在一起，那么，这种信息论是否能成为智能战或后人类战争的理论根基？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果有这种可能，我们说，在未来的后人类战争中，可能的战争形态与今天的信息化战争就会迥然有异。到那时，可能作战的主体是人机共同体，作战的中心枢纽是一个云大脑，它既是指挥控制中心、数据中心、情报中心，又是研发中心（实验室设计战争）、生物信息中心（血液中心）等，敌对双方的作战方式，就是对云大脑进行溯源攻击，一种开源作战的理念可能会被接受。
　　
　　当然，从目前来看，这种未来战争的图景还比较遥远，更多的可能还只是一种科幻式的想象，但军事领域需要科幻的注入，才能真正决胜遥远的未来。
　　
　　四、人工智能：通向后人类战争的桥梁
　　
　　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后人类社会和后人类战争，我们就需要理解世界的本质和智能的本质。在此，首先我认为，我们的思维一定要打开，现代科学发展也就才几百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很有限。
　　
　　关于世界，我们熟知的有个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即物理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和知识的世界。其实，在波普尔三个理论之外，我们还可以有别的认识。比如，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新的三个世界理论，即“现实的世界—符号的或者知识的世界—意象的世界”？如果我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信息的话，现实的世界有很多信息，人类的科学探索、社科研究、神话传说等构建了一个符号世界，但每个人的有限生命只能接受有限信息，再各自构建一个意象世界，就像伯拉图讲的洞穴，只能从一个洞穴感知外面的世界，或者如李普曼所讲的，只能从拟态世界感知现实现实。按照新三个世界理论，我们每个人好像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其实我们只是生活在自己所构建的有限的意象世界中，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接触信息，但那都是有限的。在后人类战争中，信息依然是最底层的东西，但浮在面上的可能是智能或智慧，这就要求我们认知智能或智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有关智能或智慧的本质，这个问题很难一时有重大突破。对于心智的研究，心理学也有很多研究，这种探究从原来的朴素的心理学研究到科学心理学、认知神经层面的研究，有一些进展，但目前仍然无法揭开心智的黑箱。我个人认为，智能的本质，如果我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信息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解读——智能就是信息处理的一种能力，复杂系统就是信息的增长无规律的系统？生物信息介入或者精神信息介入越高的系统就越复杂，这也就是人工系统为什么复杂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复杂系统，除了物理信息以外，还有心理信息进来了，就增加了复杂度。毕竟，这个心理信息中有事实、情感和理念这类信息，它就很难去认知与量定，也很难去形式化。
　　
　　倘若要真正破解后人类时代，现在看来，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有重大进展。目前从哲学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的实现还面临着意向性问题、框架问题、背景知识问题，以及语境问题和方法论的还原论问题，等等。在未来，如今进一步突破这样的瓶颈，是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键所在。不过，从科技发展的大历史来看，这些发展瓶颈一定会被突破，应该是一种乐观的态度。当然，人类自身的智能我认为进展是比较缓慢的，这个缓慢的原因主要是与世界的信息总量有关系，如果世界的本质是信息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信息总量是在不断的增长的。从古代到今天，信息量在增长。机器在某个单一纬度上可能会超越人类，比如下棋、运动等。但总体来讲，我觉得由于机器无法处理心理信息，所以机器就是再学习，永远都不可能有自我的意识和情感，也永远都不会整体超越人类。未来社会一定是一个人机共生的时代，是一个增强的时代，是一种超人类时代或后人类时代，对于这个时代，我们目前的了解还极其有限，还有赖于人工智能的充分发展。
　　
　　战争，说到底就是对人类社会做破坏功，所以，要深入理解战争的未来，就自然需要深入理解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