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和新工业化尝试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事实上之前已经尝试了三次。第一次是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建了160多个现代化大企业，包括兵工厂和大型纺织厂，也搞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包括组建北洋水师，还选派留学生出国，终止了科举考试等等。但是这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根本不足以在中国辽阔的黄土地上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为它忽视了占人口90%以上的中国农民---这个唯一能够为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孕育市场力量的巨大源泉。
正因为晚清精英阶层用了半个世纪无法解决中国90%以上人口的贫穷落后问题，无法形成一个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结果朝廷债台高筑，国家风雨飘摇，“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成为泡影，沦落成为一个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的半殖民地。
这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满清王朝被推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工业化尝试。这一次是从高层政治制度上着手解决工业化问题，当时最著名的口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认为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辛亥革命提出“天下为公”的进步思想，当时的中国精英大力推广美国价值观，吸引西方资本，搞金融自由化市场经济。
在上海和广东这样的大城市和通商口岸，政府新建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和国防工业，还有十里洋场和各种灯红酒绿的租界。但是这场以改造政治体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仍然没有触及农村这个中国社会的庞大基础，没有触及土豪劣绅的利益，没有能力动员广大农民参与工业化进程，结果还是没有能够在辽阔的黄土地上引爆一场工业革命。40年之后，农村仍然是一片赤贫，这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官僚买办政府的倒台。
其实辛亥革命依据的经济发展思路正好就是目前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的东西，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和专制统治，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保护了地主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外国资本的利益，工业化就能顺理成章了。然而并没有这样。
国民政府统治40年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军阀混战，土匪出没，民不聊生，被列强宰割的中国。
民国时期几大军阀派系图/趣历史
晚晴末年农村的贫穷景象并没有因为推翻满清王朝和建立包容性政治体制而发生任何改变。1920年代到1940年代长期在中国考察的英美社会学家们准确描述了民国时期中华大地私有土地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下的贫困惨景：
“在许多地方，农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淹死他们了。在山西，最近几年有三百多万人饥饿致死，同时有约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通过交易易手。”（英国经济史学家陶勒（R.H.Tawney））“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美国作家和社会学家William Hinton）（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这些图像可以说是所有前工业化时期农业社会的处境，也是共产党在中国发动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因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中国花了近100年时间，不仅没有实现工业化，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8岁，农村仍然贫困，而且还国破家亡，落后挨打，被日本大举进犯、烧杀抢夺、肆无忌惮地蹂躏。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决定向苏联学习，采纳了计划经济，希望更快地实现工业化。
计划经济下的三十年间取得了很多伟大成就，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搞了一百五十多个大型工业项目，还有两弹一星。但是更重要的成就其实在农村。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耕者有其田，到处办了学校和卫生医疗防疫站，文盲数大大减少，人均预期寿命大大提高，农民生活习惯得到极大改善，水利建设欣欣向荣。虽然生活水平还很低，这些深刻变化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爆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乡镇企业的大面积繁荣恰好是在所有农业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这个基础还体现在通过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农村广泛建立了社会信任，军阀和地方恶霸势力被彻底歼灭，农民自我组织起来办事情搞生产的能力（即广泛形成原始企业的能力）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
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放弃了市场经济，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个体的自主决策权利，这第三次工业化尝试仍然面临着一个历史上同样的困境，那就是在依靠农业剩余来补贴城市重工业建设的方式下，广大农村仍然贫穷，生产力低下，靠牛耕地，粮食不够吃，城市普遍使用布票、粮票、油票等限量供应，消费品匮乏，重工业产品的零部件要么依靠进口，成本高昂，要么依靠手工完成，无法实现量化生产，以至于农业机械化遥遥无期。因此，如果没有一场新的改革，这种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为基础的工业化难以为继，无法引爆一场不仅生产技术能够不断升级而且普通百姓生活水平能够同时不断提高的“工业革命”。
与清朝和民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相比，建国后完全的计划经济建成了一套基本完全的重工业体系，但是为什么还是无法引爆工业革命？为什么所有采纳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都需要一场经济改革？英国工业革命的秘诀究竟在哪里？中国前三次工业化尝试中究竟缺了一些什么关键元素？这是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时面临的历史和世界难题。
中国该向何处去？如果一切推倒从来，简单地回到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行吗？政府退出一切经济领域并全面采纳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或休克疗法，行吗？
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已经具有比同时期欧洲和英国还要好的市场机制和土地私有产权保护，如果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当时分别用了50年和40年时间应该可以引爆工业革命并基本实现工业化。可是没有。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运动。
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毕竟都含有市场经济。所以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时拒绝全盘西化，拒绝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伟大成就，而是决定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元素的基础上引进市场经济元素，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走通了。
邓小平的新经济改革终于在洋务运动120多年之后，在辽阔的中华大地成功引爆了一场震撼全球的中国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的威力，是当年大英帝国崛起时的100倍，是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时的20倍，它猛烈地撞击着18世纪以来由欧洲殖民主义肇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已经并将继续给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会，因此成为人类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历史和地缘政治事件。
而这一点，资源富饶的、盲目崇拜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非洲没有做到，民主政治和金融自由化普及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彻底引进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后也没有做到。为什么？
所以流行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非常肤浅和错误的，以此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们仅仅是从计划经济失败的角度来看问题，认为1978年前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实现人均收入和百姓生活水平的经济腾飞，就是因为搞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了很多国有企业，就是因为动用了国家力量高经济建设，就是因为国家办了那么多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就是因为建立了一套共产党的基层行政组织，就是因为搞了公立医院和国有银行。因此他们建议把这些东西全部私有化，把党和地方行政机构撤销，让西方训练出来的中国人或者干脆西方人和西方资本来管理中国（甚至殖民中国），然后中国经济就可以腾飞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为什么没有腾飞？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为什么没有腾飞？全盘西化不就是回到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机制状态吗？但是这样会奏效吗？
答案是否定的！简单地像俄罗斯改革那样把所有国企和国家资源私有化并且让政府退出一切经济领域、放弃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绝不会奏效！要知道俄罗斯在改革前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化了的国家，而且具备欧洲文化传统，在全盘西化的改革以后都沦落为依靠出卖自然资源为生的无法生产自己的家电产品的国家，那中国改革开放时还只是一个拥有80%农业人口的普遍用牛耕地的农业国，像俄罗斯那样被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折腾以后的景象可想而知。
让我们再次重温晚清时期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市场机制下，中华大地的资源是如何配置的：
“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刻挨饿。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行进，只为在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毕竟这一恐怖的惨景在中国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摘自法国天主教随军牧师1839-1851年期间游历中国后写下的《中华帝国见闻》，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第五章）
其实人类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中，一直处于私有制和天然市场经济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历史学家描述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状态，而不是工业化的状态。小农自由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贫穷农业国采纳计划经济的目的正好是为了打破这种靠私有制无法打破的均衡状态。正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没有让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反而被欧洲列强欺负，所有贫穷国家在独立建国以后才渴望另找一条新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
那么当年的大英帝国是如何依靠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机制首先打破这种天灾连年的马尔萨斯状态的呢？很多西方训练出来的国内学者说是因为有了民主和自由。可惜英国工业革命至今虽已有将近250年，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弄清楚它发生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所谓大英帝国是在民主自由的良好私有产权保护和完美市场机制与法律制度下开启工业革命的说法是一个弥天大谎。
著名经济史学家默克尔（Mokyr）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
“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因此，经济史学家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才无可奈何地哀叹到：“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这是为什么目前只有不到15%的世界人口完成了工业化。别说率先开启工业革命，就是连模仿别人的工业革命也很难！因此才会有这么多落后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这不是因为他们都搞了计划经济，反而是因为在漫长的农业私有制度下没法自然产生工业化，它们有些才去采用计划经济的。这个计划经济如何出现的历史事实一定要搞清楚。
现在国内有些经济学家们非常肤浅，说因为你中国以前是计划经济，没有私有产权保护，因此你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他们从而就认为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只需要恢复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政府全面退出，放弃一切产业政策，工业化就能自动实现了。问题是这么简单吗？简单采纳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不就是回到清朝和民国的状态吗，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能力开启工业化？
那么他们可能说因为清朝是封建专制，它不是包容性的民主制，因此只靠清朝的土地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无法开启工业化。那么孙中山搞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比英国光荣革命还要彻底，光荣革命只是限制皇室的权力，孙中山把它全部都推翻了，那应该可以在清朝的私有制基础上引爆工业革命了吧？但是却没有呀。菲律宾和巴基斯坦都有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和英美法律体系，工业化了吗？
这些经济学家们可能说中华民国历史还不够长，如果让蒋介石继续掌控中国，可能早晚就会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就像他去台湾以后的情形一样。不会的。运气好的话，大陆在蒋介石治下最多就是变成一个中等拉美国家那样的贫富悬殊的缺乏自主工业能力的国家，而且因为缺乏自然资源，肯定比一般拉美国家贫穷，绝对不会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腾飞和制造业崛起。
事实上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彻底反省了他在大陆犯的错误，学习共产党搞了土地改革，而且用大陆带去的大量黄金作为后盾发行新币，阻止了通货膨胀，又依靠美国提供的技术援助和轻工业品市场，依靠一系列正确的轻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依靠政府协助开辟国内外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台湾才顺利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其实中国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机制比同时代的欧洲和英国还要好。中国历史上的农业文明创造了一系列的先进的市场机制，但是都无法引爆一场工业革命。虽然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但根本就没有能力根除农村的贫穷，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虽然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表面上看来很繁荣，但是这场政治革命根本没有触及占中国人口90%的最底层和最根部，所以它不可能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所以，考察世界历史，你会发现仅仅靠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没法产生现代企业和工业化。工业化不是一个瓦特（蒸汽机发明者）或马云就能做出来的，十个瓦特和马云也搞不来工业化，它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是整个国家依靠集体力量和社会各阶层的合力下形成的。市场只是一个手段，只是一只手，国家和政府是另外一只手。要两只手才能够举起重物，才能创造市场，才能够办工业和教育，才能把人民组织起来，才能把广大的农民组织动员起来，才能共同致富。而这个组织工作需要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并依靠正确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
英国恰好是人类近现代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是一个经过与欧洲列强争霸和百年战争而崛起的国家。它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学会了动员国家资源修建公路运河，学会了管理财政预算，学会了发行政府债券，学会了如何通过商业和贸易来培育制造业和军工业，学会了利用全球贸易和在海外市场倾销制造品所获得的利润与税收来支付战争，学会了制造业与军工业的军民融合，学会了兴建学府来鼓励研究火炮和航海技术，学会了重商主义的发展战略下的炮舰外交和全球殖民，学会了如何鼓励商人去组织农民利用剩余劳动时间在工场手工业从事手工产品的大量制作和出口。
英国画家德卢戴尔布格笔下的工业革命：山区小镇的炼铁厂飞溅的火花照亮了夜空图/财新网
一句话，英国通过战争学会了掌控全球贸易，又通过贸易学会了扶持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业和工商金融业，再通过制造业和工商金融业学会了坚船利炮下的全球殖民和统治。它做到了战争-贸易、国家-市场的正循环，并由此导致了“制造-出口-再制造”的工业革命。
正如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CEO、商人和军官科恩（Jan Pieters zoon Coen）为争取荷兰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向皇室指出的那样：“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作为荷兰帝国的最好的学生和模仿者，大英帝国也是通过战争-贸易的良性循环，学会了如何利用一系列产业政策和大型垄断企业（包括东印度公司）来帮助国内制造业出口，和支持商人集团去开辟和垄断全球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如果没有一个由国家力量组织的工商市场机制和全民大生产运动，一个国家力量支撑的海军来精心创造和培育世界纺织品市场和棉花供应链，英国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实行规模化大生产，而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市场的支撑才能盈利和变得有意义。没有国家这个最高行政机构的出现来主导大英帝国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全球市场开拓和殖民贸易网络的建立，英国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才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摘自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英国工业革命不是政治制度创新的产物，不是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的产物。相反，英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制度变革都是以“战争-贸易”模式推进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英国光荣革命前后的私有产权保护力度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而有任何明显变化，其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海外殖民主义与奴隶贩卖活动反而在光荣革命以后变本加厉了。因此刚才提到的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才特别还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制度是内生的，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除了具备国家意志（意愿）和国家能力来推动工业化以外，引爆工业革命还需要一系列的正确的产业政策来自下而上地推进和实施制造业振兴与发展。这个发展有一个规律，所有按照这个规律来发展经济的其它欧洲列强，都如法炮（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成为发达国家。
我现在把工业革命的规律（模式）简单描述一下。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都符合这种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大致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而每一个阶段的出现和向下一个阶段的升级都需要政府（国家力量）的介入和强力推动：
一、原始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逃离原始农业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的阶段，也叫做原始工业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就是一大批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而从事生产的乡村企业或城市作坊手工业，在全国各地涌现，漫山遍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个乡镇企业繁荣的出现是由国家力量主导的世界贸易来推动的，是通过那些靠全球贸易大发横财的商人集团在政府的重商主义指导下去扶持和资助的。
如果考察英国工业革命前300年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亚当·斯密写《国富论》之前的两三百年间，英国乡镇企业全面繁荣，而且历代的皇室政府，不管如何改朝换代，不管怎么把前任国王送上断头台，为了赢得与欧洲列强争霸的战争，为了富国强军，都一直延续了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并以此来扶持商业和民间制造业，为它们开拓全球市场，为它们赢得对其它欧洲国家的贸易竞争。他们都受到皇家海军的保护。政府还专门给予一些大型企业豁免特权，比如对外军事战争权和贸易垄断权，
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在海外代表皇室的利益。各种各样的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都一起支持本国乡镇企业，帮它们提供出口市场，赢得对其它欧洲国家乡镇企业的全球竞争。比如英国政府主导和垄断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就是靠把英国乡镇企业生产的纺织品运到非洲去交换奴隶，再把奴隶贩卖到美洲去换取欧洲所需要的蔗糖和其它香料。英国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繁荣很快就击垮了低地国家和爱尔兰等国靠自由市场主导的乡镇企业。英国同时还通过对亚洲的三角贸易，把乡镇企业的产品买到印度去换取鸦片，再把鸦片贩卖到中国以换取欧洲市场最值钱的茶叶、陶瓷和丝绸。英国还大量剽窃和偷取中国的种茶、烧陶、纺丝和养蚕技术，在欧洲贩卖号称中国原装进口的假冒伪劣产品而大发横财。
东印度公司商船正在中国装运茶叶图/新浪博客
鸦片贸易不仅使得英国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印度更大规模的顺差。没有这些盈余，英国不可能保持西方主要消费者和融资人的地位，而整个大西洋经济的成长将大幅度地减缓。这个重商主义的以战养商的发展战略和原始工业化过程，在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前就在英国持续繁荣了200-300年，丝毫没有因光荣革命或君主立宪而改变。这个阶段刺激了劳动分工和农村劳动大军的培育，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发育了英国国内外的通商和销售网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打下了雄厚的市场基础。在这期间，英国政府还主导修建了比肩荷兰王国的全国运河与公路网络，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依靠发育良好的国内外市场条件和全球销售运输网络来引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发明机器以规模化大生产的方式向全球倾销轻工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如果没有一个发育良好的全球纺织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供应链，这个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这场革命形成了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大工厂，把农民还有妇女和小孩吸引到工厂和城里，为他们提供住的、吃的，让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来大量生产轻工业品，然后由大商人源源不断地卖到全世界，然后再将原材料源源不断从殖民地掠夺回来。
要是没有这样一个贸易循环系统，不可能支撑当时的技术发明和机器大生产，工业革命也就是不可能的。没有销售网络和巨大世界市场，你给农民现代化大机器，即便是免费提供的，他们愿意用吗？生产出来的产品哪里卖啊？原材料又从哪里及时获取？物流如何保障？印度、中国、非洲、美洲都离英国万里迢迢，一路上都是海盗出没，地方黑社会势力猖獗，如何去哪里出卖产品和交换原材料？
蒸汽机发明者瓦特的生意合伙人，英国著名生产商波尔屯（Matthew Boulton，1728-1809）给瓦特的回信中写道：“如果仅为3个区县生产你的引擎，太不值得；但如果是为全世界生产你的引擎，那才叫值得。”但是这个全球市场是从哪里来的？绝不是瓦特自己可能创造的。所以说工业化不是只靠私有产权保护和新技术发明，而更是要靠规模化市场和规模化运输网络，靠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便利的基础设施。而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品，它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它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和开辟。这正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败和碰壁的地方。
三、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产生了对物流运输的巨大需求。巨大的物流需求使得原来依靠自然力量（风力-水力、人力、畜牧力）推动的生产方式和依靠原始交通条件（马路和运河）从事贸易的交换方式变得远远不够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瓶颈。于是就刺激了民间对新型能源（煤炭）、动力系统（蒸汽机）、交通基础设施（铁路）的巨大需求和技术创新激励，这就产生了“能源-动力-基础设施”工业三位一体的建设高潮。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成为对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倡导者、捐助者、投资者、协调者。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利用极其优惠的土地政策、经营特许和高额垄断利润为诱饵，诱惑大型私人企业进军铁路建设部门，创造了美国十九世纪中期和下半期的铁路大繁荣，使得美国一举在基础设施升级方面赶上和超越了英国。日本也是在二十世纪早期通过对全国原始铁路企业的国有化改造，政府出巨资搞技术引进、投资和建设，一举使得日本的铁路运输系统实现了全国联网和电气化。
四、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工业三位一体的繁荣，需要对机器本身还有很多种工业产品和原材料实现量化生产。这就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为要大量地建铁路、发动机、开采各种煤矿和金属矿来维持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规模化大生产，就必须采用规模化方式来生产机器和一切生产工具，而不只能像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那样靠手工或进口的机器来规模化生产消费品。因此，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对所有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等运输工具。这也使得采用新技术和量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一系列工业新技术的大爆发。
每一个国家一旦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立刻进入一个新技术大爆发时代，不管他们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进英国先进纺织和铁路技术的，因为重工业的产业链特别漫长，零部件和生产环节非常多且复杂，产品多样化特别高，创新机会也就特别多，对本土国情又特别依赖，而且全部重工业体系如果完全依靠进口会十分昂贵，因此一定会刺激创新发明。这是为什么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还有目前的中国都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才开始逐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大量涌现出自己的创新发明的。而这个阶段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因为农业不可能是一开始就现代化（机械化）的，而是要等到一个国家能够规模化生产机器和生产工具的时代。
比如农业技术在美国长期落后，直到美国快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即1920年，农业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0%。只有等到资本变得廉价（也就是能够规模化生产所有农业机械和其它生产工具），人力变得昂贵，一个国家才能够全面开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为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资本，现代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换句话说，因为现代农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必须能给农民提供非常廉价的化肥、机械产品和生物栽培科学知识，要不然农业不可能现代化。可以说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半期，才开始实现农业现代化，而我们当年在1960年代就想要搞农业现代化，那是不可能的，必然是亏大本的，撑不起的。
那个农业现代化把工业化的顺序搞错了。我们目前正在推广的农业现代化就顺理成章了，因为我国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场，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就能够量化生产器械设备，所有农业机器都搞成了白菜价。
五、福利社会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一个经济体就完成了一个良性的自我反馈回路，不仅终端消费品和轻工产品能量化生产，连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以及重型机械都能量化生产，即进入了用机器生产机器的资本密集型时代。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劳动生产力大大跃进，人类社会就有条件进入第五个阶段，即全面福利社会阶段。
福利社会阶段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福利，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社会安全网、退休和失业保险的全覆盖，等等。还有政治福利，比如各种各样的天赋人权，包括对劳动力低下者甚至监狱囚犯的各种优厚待遇和人格尊重。人权这个东西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都只是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比如美国是在1940年代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由社会力量来推动各种政治福利的，包括妇女、儿童和黑人的各种基本人权，同性恋、残疾人、甚至犯人的人权也得到保护，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在1965年才获得真正实施。这些都是需要经济基础。
比如大家熟知的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所有人都享受同等的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的权利。可是它空话连篇，它执行了吗？这些所谓天赋人权根本就不包括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权利，也长期不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白人工人的权利。相反，美国的奴隶制度是在美国人权宣言发表将近一百年以后才得到正式废除，而且国家文件层面上的废除并不等于民间的执行。因此又过了一百年（即二百年之后）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还在为争取黑人的最基本的人权和平等而抗争，而且因此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
马丁·路德金悼念会
那些在1776年参与起草美国独立和人权宣言的国父们，以及他们同时代的欧洲移民，根本没有把美国印第安人的权利放在眼里。他们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大规模掠夺、对印第安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实行有组织的驱赶和种族屠杀。这个活动从哥伦布踏上这边黑土地开始一直延续了好几百年，直到美国超越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的十九世纪末才结束，而在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三十年间还发生过几十次针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而且这些屠杀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到了21世纪的2001年，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才在印第安人压力下正式公开承认了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有组织的驱赶和战争，是属于种族灭绝和大屠杀。
美国1820年代完成原始工业化，1860年代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1940年代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1960年代爆发了全面的人权和妇女解放运动，1965年才实现普选并全面开启扶贫运动和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这是在美国人权宣言接近二百年之后，在完成他自己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百年之后，在完成它第二次工业革命二十几年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美国1994年才通过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2015年通过同性恋婚姻法，而且美国到目前没有废除死刑。废除死刑其实是所有福利国家的标志，但美国还没有做到。但是美国现在却要求那些还没有开启原始工业化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搞民主制和全民选举。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5年“衣锦还乡”访问非洲时，站在中国修建的大楼里重点强调非洲的同性恋权利，却避而不谈贫困的非洲人民在欧洲殖民掠夺几百年之后，仍未在衣食住行产品方面获得基本制造能力的根本问题。恰好是中国这样一个在美国政府眼里有着巨大制度缺陷的国家，在源源不断为非洲提供这样的制造能力和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内经济学家和商学院教授们也在不停地跟着美国说中国的制度有问题，却对这样一种制度下的伟大崛起和出色履行的非洲发展工作视而不见。
以上五个阶段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模式，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包括日本都走过这些阶段，而每一步的提升都要靠国家力量的推动。所以我说工业化是国家意志的产物，靠分散的个体农民，靠几个倒卖资源的企业家，靠几个股市投机分子，你有再好的产权保护和技术发明，你有像牛顿这样的天才，都不可能推动工业化。它一定是整体社会力量和国家意志的产物。
市场机制只是配置资源的一个手段。管理是配置资源的另外一个手段，而且是更高级的手段。优秀的企业靠管理，优秀的国家更是靠管理。没有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政府和坚不可摧的实现工业化的意志，你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日本也是不知不觉在国家产业政策推动下按照这五个发展阶段走过来的。但是它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从明治维新以后就成功了。然后，有些历史学家就说你看日本成功了，中国没成功，一定是因为日本有民主自由（他们假装不知道日本在二战之前的军国主义时期就已经工业化了），或者认为日本文化比较先进，日本人不盲从权威，而中国人迷信权威。现在中国崛起了，又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文化先进，善于学习，不迷信权威。工业化失败了说你是文化腐朽落后，不会学习，崛起了也把原因归结为你的文化，善于学习，这样的观点都是不对的和可笑的。
一个国家成功工业化的秘诀在哪里？我提出一个“胚胎发育”的经济发展理论。大自然形成一个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需要千万年，现在我们在实验室条件下很快就可以人工合成，但是你需要控制温度、环境和利用催化剂，而且化学合成的顺序一定要正确，否则你得不到所需要的化合物。人的胚胎发育过程也在娘胎里重复了整个生物亿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再到人。但是在子宫这个环境下和一系列催化剂作用下，9个月就可以造人。
人类发现数学知识体系虽然用了几千年，可今天的小孩在学校用十几年就可以学会，但是也需要遵循人类数学知识发展的同样顺序，并在学校环境里与老师催化剂作用下进行强行训练，从扳指头数数开始（与我们的祖先一样），然后通过学习加减法和代数，才能最后学会微积分。没有学校这个实验室的条件和老师这样的催化剂，没有反复的家庭作业练习和正确的知识升级顺序，你就是牛顿这样的天才，一生下来就把你放回原始森林的“自由市场”中，即便不饿死你也发明不出数学来，给你一千年也发明不出来。
工业化也是同样的道理，它有自己的顺序和规律，不能违背。你如果还处于原始农业社会，就希望通过引进重工业和现代金融实现工业革命，一定要失败。欧洲列强通过几百年的殖民掠夺、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帝国主义战争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才开启和实现的工业革命，你后发国家希望通过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一步到位，那可能吗？
作为后发国家你通过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历史和技术引进可以把自己工业化的时间大大缩短。但是你不可能在没有国家扶持和正确产业政策诱导下仅靠农贸自由市场和土地私有产权就实现工业化，就像小孩不可能在原始森林里自己学会数学一样。你搞产业政策也不能违背人类工业化历史和工业革命的规律，搞跳跃式发展，不通过轻工业革命就开始搞重工业升级，不学会加减法就开始学微积分。重工业产品的量化生产需要巨大的生产规模和研发规模，因此也需要巨大的市场和商业网络才能够支撑和盈利。
一个农业国，你连规模化生产小商品的市场条件都不具备，包括产业链以及所需要的销售和运输网络都没有建立起来，你怎么搞重工业？你可以用手工制造重型机械的零部件，用人力在泥泞路上运输巨大的重型机械设备，用人工代替机器实行“规模化”农业生产，你这个系统能够自负盈亏吗？具有国际竞争力吗？产品能够出口赚取外汇吗？因此就算你要复制别人的工业革命也是不容易的，你需要采纳正确的方法和顺序才能够复制英国工业革命。
如果复制成功，这也算是你在自身条件产生的工业革命。这也是为什么我把美国复制英国的工业化也叫工业革命，把中国复制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也叫工业革命，而且只有在成功复制了别人的工业革命以后你才有机会在下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中领先。当年的美国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小看一个国家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事实上中国将会在完成自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在目前人类正在开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领先全世界。这一点我等一会如果有机会再来细讲。
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之所以这么顺利地崛起，很快就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全球最具活力和规模的制造业大国，就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依靠国家力量和正确的产业政策走了一条正确的产业升级道路，成功复制了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工业化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轻工业革命），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并正在完成（复制）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和处于开启农业现代化的阶段。
我们之所以顺利，因为改革初期我们主动回去补课，补上用手指头学数数和做加减法的课，在80年代培育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吸收了上亿的农村劳动力，让农民致富，全国城乡都是小商铺，胚胎发育了原始商业交换网络，扩建了原始初级公路和铁路，降低了交易成本，然后在这个发育良好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才在80年代末引爆了以劳动密集型大工厂体制为特征的轻工业革命。
然后再由轻工业创造的巨大市场条件和物流需求，在90年代末引爆了我们的“三位一体”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即能源-电力-通讯-高速公路-高速列车网络建设的繁荣，从而又才引爆了我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即规模化生产几乎所有生产工具、桥梁隧道港口和重型机械设备（包括军事设备和武器）的革命。这场革命是重工业领域实现对冶金、钢铁、矿产、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化工材料等的规模化大生产。
换句话说，受到对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交通工具等产品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泥、化纤等生产和技术迎来了高峰。这一时期共有400多万公里现代公路建成通车，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高层政府官员从美国考察回来的时候，对美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我们不能指望赶上美国，只是修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就要花我们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
现在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可能还会更多）建成的高速铁路，总里程达到1.6万公里，比全世界其余地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高速铁路涉及钢铁、冶金、复合材料、机车、新型动力、底盘、制动、电源、稳压、感测、通讯、电讯、制动控制、信号集成、信号传输、安全控制等几十个科研和工业部门和数百个制造门类，和数以万计的产品种类，涉及工业和工程质量的整体提高和监管体制以及生产管理的完善，是“中国制造”整体水平急剧上升的标志。
因此，对高铁的量化生产涉及对所有零部件和上下游产业链的规模化生产，而每个环节的固定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都十分巨大，没有规模化大市场行吗？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的轻工业基础和小商品规模化生产能力以及市场、通讯、电力和其它基础设施网络，行吗？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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