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化法则的中国式求索

    自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打造阳光政府的求索之路上迈出了坚决而稳健的一步。但求索之路不会是平平坦坦的。信息透明的法则要建立实施，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实施《条例》，还有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待去分析、解决。而汶川大地震中，信息的高度公开透明无疑是对《条例》的适当诠释。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时间凝固在这一刻。

    18分钟，是地震发生到公布地震信息所用时间。国务院新闻办每天统一发布抗震救灾信息，政府网站上来自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信息总是第一时间发布，电视不间断地直播抗震救灾情况，中国地震局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震级进行由7.8级到8.0级的修订并公告……

    信息的高度公开透明化，是此次抗震救灾高效进行的一大重要保障，也是对《条例》的最好诠释。

    《条例》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打造阳光政府的求索之路上又迈出了坚决而稳健的一步。

    信息公开的本质就是维护公民的信息权力，进而打造阳光政府，推动政府真正走向民主公开。根据《条例》的规定，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各级行政机关必须按法定的重点范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民、法人等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如果政府部门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予以监督和追究。

    信息公开的背后是公民权力的提升，是信息自由的伸张，更是全面监督政府的开始。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信息公开就被纳入立法视野，而2003年爆发的“非典”事件，则成为加快这一立法步伐的直接动因。《条例》的正式施行将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的震撼。

    《条例》是中国第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它的最大亮点是将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一根本转折显示了中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勇气。如同美国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曾被学者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一样，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条例》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政府改革的“第三次重大革命”。

    可以预期，《条例》实施后，将推动各地政府进一步向民主型、开放型、服务型转型。与此同时，《条例》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也必将唤起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

    在较早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广州、上海等地，从世博会选址、磁悬浮铁路路线规划这样的“大事”，到小区里要不要增加一个超市之类的“小事”，但凡政府拟制事关市民利益的公共决策，市民都会踊跃打听，并通过网络、热线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诉求。

    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而公民合法获取信息，也将成为其一种法律规定的权力。

    在《条例》开始施行的第五天，信息公开的案例就已经出现，湖南省汝城县的黄由俭等5名居民因县自来水公司改制问题，将县政府告上法庭。对于此案，不管法院是否受理、结果如何，它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它提醒各级政府：已经有法律规定须及时公开政府信息，不依法行政，就可能吃官司。

    诚然，我们的条例实施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在《条例》总则下，到底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哪些信息不应该公开，对于这些有争议的地方，谁有裁定权，又怎样来监督执行等。目前在我国，信息公开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难点，比如信息公开的执行保障机制、信息公开专门机构和制度的建立、保密与公开的关系的处理以及业务部门与IT部门的协同等。

    但毕竟，在透明化法则的中国式求索之路上，我们又走出了一步。而且，我们必将越走越稳、越走越明。